#买过最值得的一本书# 读《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一书有感
周作人这个人在我的认知中是一个汉奸，是鲁迅先生（周树人）的弟弟，这是小时候学校给我留下的记忆。
但对于周作人都做了什么事？怎么一步步的成为汉奸的，我没有深究。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耳边不时充斥着一种美化或者要为周翻案的文章，有多次我都把周作人看成了周树人，脑子里有一种恍惚，弄不清谁是谁了，几次都怀疑自己的脑子是我记错了？在心里问自己周作人到底是不是汉奸？
直到半个月前淘了一本《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对周的一生有了初步印象。应该说周作人在文学造诣上与其兄长鲁迅先生都堪称大家，办刊物、写文章、参加社会活动，早期也是一位敢于抨击黑暗，反帝反封建的文人勇士，在面对“八一三”惨案刘和珍等47名爱国学生被段祺瑞政府屠杀时，他毫不犹豫的拿起笔投入了斗争。
纵观周作人的一生，除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文章外，《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一书中的几个细节更引起了我的深思。
一、兄弟反目
应该说在1923年之前，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这对兄弟俩的感情还是非常融洽的，鲁迅先生是尽到了一个兄长责任的。书中说，无论是兄弟俩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共同在北京居住期间，一切事物、生活琐碎均有鲁迅先生操劳，为了支援周作人与他妻子信子在日本的生活，鲁迅提前回国一个人在北京工作，不断地为周作人和他岳母一家寄钱；1920年周作人生了一场大病，鲁迅将其送到了一家收费昴贵的日本人开的医院，近半年的奔波，鲁迅也几乎生了病。周作人的这场病，变成了鲁迅先生的一身债，为了给周作人治病，鲁迅向朋友和钱庄借了700多元的外债，钱庄的月息是1分5，足见兄弟间的深情。
可是周作人的病痊愈不到3年，兄弟俩的矛盾就由经济这根导火索引燃而反目。简而言之，最开始鲁迅工资高，且兄弟3家13口人同居一起的家庭生活由鲁迅打理，问题还没有爆发。后来鲁迅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周作人的妻子信子，可是这个日本女人，没有管理家庭能力，不会计划开支，花钱大手大脚，每月兄弟3人600多元工资到她手后，基本上是上半月是富翁，下半月是负翁，月月用完，入不敷出。针对这种情况一开始鲁迅为了家庭和睦，选择了隐忍。后来特别是因周作人大病而欠下外债，鲁迅先生说了一些注意节俭的话，一开始谁都没有说什么，后来说的次数多了就引起了信子的不满，更关键的是此时周作人的工资超过了鲁迅，社会地位也不在鲁迅之下，这样家庭分裂就成了必然，最后竟然发生了周作人夫妇二人对鲁迅谩骂殴打这种斯文扫地的事。
二、甘当汉奸
日本入侵华北后，在大批文人雅士三番几次的劝说、呼吁周作人南下的情况下，其舍不得北平舒适的生活，一直以“家累”为由婉拒南下。
在日伪统治的初期，虽然他也加入了一些由汉奸把持的组织，但此时其尚还能坚守一个中国人的底线。然而1939年元旦当他在家中被日本特务剌杀后，虽然子弹仅是在其腹部擦破了一点皮，有一块乌青外，但却使得周作人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一枪就吓得屈膝事敌，在丧失民族气节的下坡路上越滑越远，反而为自己开脱“事实上不能不当”。
于是周作人从开始充当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教育总署督办、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伪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等职务上一直到1946年5月26日，被解往南京受审。在到南京的当天《申报》对此事报道题目是《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巨奸之一就是那位曾经多次表示“我爱日本，更爱中国”，依服汪伪政权的周作人。
三、建国后的周作人
1949年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后，周作人又回到了北平，虽然国民党政权终结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他依然进行着审查和问话，然而虽然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他依然可以发稿写书、翻译文学作品，甚至可以当法人签定合同，到了1956年他更是受邀出席了北京市政协举行的座谈会，以及各类党政社会团体组织的宴会、纪念大会。
命运似乎不想让这位知堂老人平安老去，随着“文化大革命”幕布的拉开，周作人不可避免的作为牛鬼蛇神列为横扫之内，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下，周作人当然不能幸免，直至1967年5月6日无声无息的告别了人世，走完了这位文化老人的一生。
周作人是一个复杂的人，按说在他去世以前就已经盖棺定论了。他丧失了民族大节，他当过汉奸，这是不能翻案的，这是永远应该受到遣责的，至于对他一生功过是非的研究，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争论，这是很正常的。
读罢了倪墨炎先生的这本《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后，说一句自己肤浅的认识：看一个人要看主流，不能通过一件事来对其一生进行认定，对于当前一些关于周作人一类曾经的“坏蛋”之所以会被美化，除了见不得光的目的外，窃以为厚古薄今是一种普遍的思维倾向，因为距离会产生错觉、产生美。 ...展开全文
周作人这个人在我的认知中是一个汉奸，是鲁迅先生（周树人）的弟弟，这是小时候学校给我留下的记忆。
但对于周作人都做了什么事？怎么一步步的成为汉奸的，我没有深究。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耳边不时充斥着一种美化或者要为周翻案的文章，有多次我都把周作人看成了周树人，脑子里有一种恍惚，弄不清谁是谁了，几次都怀疑自己的脑子是我记错了？在心里问自己周作人到底是不是汉奸？
直到半个月前淘了一本《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对周的一生有了初步印象。应该说周作人在文学造诣上与其兄长鲁迅先生都堪称大家，办刊物、写文章、参加社会活动，早期也是一位敢于抨击黑暗，反帝反封建的文人勇士，在面对“八一三”惨案刘和珍等47名爱国学生被段祺瑞政府屠杀时，他毫不犹豫的拿起笔投入了斗争。
纵观周作人的一生，除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文章外，《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一书中的几个细节更引起了我的深思。
一、兄弟反目
应该说在1923年之前，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这对兄弟俩的感情还是非常融洽的，鲁迅先生是尽到了一个兄长责任的。书中说，无论是兄弟俩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共同在北京居住期间，一切事物、生活琐碎均有鲁迅先生操劳，为了支援周作人与他妻子信子在日本的生活，鲁迅提前回国一个人在北京工作，不断地为周作人和他岳母一家寄钱；1920年周作人生了一场大病，鲁迅将其送到了一家收费昴贵的日本人开的医院，近半年的奔波，鲁迅也几乎生了病。周作人的这场病，变成了鲁迅先生的一身债，为了给周作人治病，鲁迅向朋友和钱庄借了700多元的外债，钱庄的月息是1分5，足见兄弟间的深情。
可是周作人的病痊愈不到3年，兄弟俩的矛盾就由经济这根导火索引燃而反目。简而言之，最开始鲁迅工资高，且兄弟3家13口人同居一起的家庭生活由鲁迅打理，问题还没有爆发。后来鲁迅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周作人的妻子信子，可是这个日本女人，没有管理家庭能力，不会计划开支，花钱大手大脚，每月兄弟3人600多元工资到她手后，基本上是上半月是富翁，下半月是负翁，月月用完，入不敷出。针对这种情况一开始鲁迅为了家庭和睦，选择了隐忍。后来特别是因周作人大病而欠下外债，鲁迅先生说了一些注意节俭的话，一开始谁都没有说什么，后来说的次数多了就引起了信子的不满，更关键的是此时周作人的工资超过了鲁迅，社会地位也不在鲁迅之下，这样家庭分裂就成了必然，最后竟然发生了周作人夫妇二人对鲁迅谩骂殴打这种斯文扫地的事。
二、甘当汉奸
日本入侵华北后，在大批文人雅士三番几次的劝说、呼吁周作人南下的情况下，其舍不得北平舒适的生活，一直以“家累”为由婉拒南下。
在日伪统治的初期，虽然他也加入了一些由汉奸把持的组织，但此时其尚还能坚守一个中国人的底线。然而1939年元旦当他在家中被日本特务剌杀后，虽然子弹仅是在其腹部擦破了一点皮，有一块乌青外，但却使得周作人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一枪就吓得屈膝事敌，在丧失民族气节的下坡路上越滑越远，反而为自己开脱“事实上不能不当”。
于是周作人从开始充当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教育总署督办、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伪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等职务上一直到1946年5月26日，被解往南京受审。在到南京的当天《申报》对此事报道题目是《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巨奸之一就是那位曾经多次表示“我爱日本，更爱中国”，依服汪伪政权的周作人。
三、建国后的周作人
1949年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后，周作人又回到了北平，虽然国民党政权终结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他依然进行着审查和问话，然而虽然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他依然可以发稿写书、翻译文学作品，甚至可以当法人签定合同，到了1956年他更是受邀出席了北京市政协举行的座谈会，以及各类党政社会团体组织的宴会、纪念大会。
命运似乎不想让这位知堂老人平安老去，随着“文化大革命”幕布的拉开，周作人不可避免的作为牛鬼蛇神列为横扫之内，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下，周作人当然不能幸免，直至1967年5月6日无声无息的告别了人世，走完了这位文化老人的一生。
周作人是一个复杂的人，按说在他去世以前就已经盖棺定论了。他丧失了民族大节，他当过汉奸，这是不能翻案的，这是永远应该受到遣责的，至于对他一生功过是非的研究，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争论，这是很正常的。
读罢了倪墨炎先生的这本《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后，说一句自己肤浅的认识：看一个人要看主流，不能通过一件事来对其一生进行认定，对于当前一些关于周作人一类曾经的“坏蛋”之所以会被美化，除了见不得光的目的外，窃以为厚古薄今是一种普遍的思维倾向，因为距离会产生错觉、产生美。 ...展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