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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情——土木结构平房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农村生活普遍贫困,村民们生活清苦。在我的记忆里,全村的房屋情况各不相同,村民住宅主要分为三类:个别院落是带有飞檐走壁的古建筑,少数是古老的传统土窑洞,而大多数则是简陋的土木结构房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从八十年代开始,村里才逐渐出现砖瓦房。
村里的正房一般坐北朝南,供主人居住,有些院子还建有东西房,称为配房,主要用于放置杂物或作为厨房。还有的院子在南侧建有房子,叫做南下房,过去是下人(佣人)居住的地方。设有配房和下房的院子,大多是解放前地主或财主的,在打土豪分田地时,分给了贫下中农居住。
土木结构的房屋大多是两出水结构,即屋脊正中高高隆起,呈东西走向,房屋顶中间高,前后两边低,高处为屋脊,低处是屋檐。这种房屋的优点是下雨时屋顶前后都能快速排水,可有效防止雨水渗入屋顶导致漏雨;缺点是冬季北半部屋顶日照时间短,在寒冷的数九寒天,外面的冷气容易侵入屋顶,与屋内热气结合,使屋顶出现雪霜甚至结冰,所以房顶常常很潮湿。
进入20世纪7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新型农村开始发展,村民们新建房屋的形状发生了变化。新建房屋都是土木结构,不再有人建窑洞,而且房顶后高前低,全部向阳,这种房子被称为一出水房子(也叫前出水)。它的优点是房顶全部向阳,冬季能吸收更多阳光热量;缺点是房顶坡度长,排水不畅,下大雨时虽然不会漏雨,但如果遇到绵绵细雨连续下几天,屋顶的雨水就会浸透泥土,导致屋顶漏雨。
当时物资匮乏,村民贫穷,所有建筑都就地取材,自己打土坯砌墙,用杨木做椽檩,屋顶没有铺设瓦片或其他防渗水措施,只是用泥土抹平,直接暴露在外。
房屋结构是南面有窗户,窗户由杨木制成,里面糊着麻纸大窗花,其余三面墙都是土坯砌成。墙体内外都用黄土加䔳草合成的䔳泥抹平,房子内部的墙面用白土粉仔细粉刷几次,呈现白色,而外面的墙皮则是裸露的黄土泥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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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情——村里那三盘碾子
对于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来说,村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充满了熟悉的味道。我生长在农村,故乡的每一件往事都让我难以忘怀,尤其是那盘曾经在农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碾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几乎每个村庄都有碾子。小村子可能有一两盘,大村子则有多盘。我们村就有三盘碾子。
碾子有露天放置的,也有安置在房子里的。放置碾子的房子被称为碾房。
无论是露天的还是室内的碾子,外观都显得有些粗糙简陋。它的构造并不复杂,地面上用土坯砌成一个上大下小的圆台,高度大约50厘米,圆台的直径根据碾子的大小而定。大碾子需要搭配大碾盘,小碾子则使用小碾盘。碾盘是由一块巨大的石头凿制而成,厚度约20厘米。大碾盘的直径可达2.5米,小碾盘的直径也在2米左右。土台上面镶嵌着碾盘,碾盘中心开凿了一个边长约10厘米的正方形洞,在这个洞中用铁片打死了一根与碾盘垂直的铁柱子,再用硫磺水灌铸。这根铁柱子就是碾子的轴,高约70厘米,直径5厘米。碾滚子摆放在碾盘上面,它是用大石头雕刻成的圆柱体,柱体两个底面中心凿有一个穿透的孔,直径约15厘米。一根木质的长杆穿过碾滚中心的孔,这根杆子被称为碾杆。为了减少碾杆与滚子之间的磨损,在它们摩擦的地方还镶嵌了铁条,称为健条,并且会添加润滑油起到润滑作用。
碾台、碾盘、碾滚、碾杆这四大要件构成了一盘碾子。这个组合体放置在掏空的大房子里的地面上,占据了房子地面的一半。碾房的另一个角落还砌筑了一个台子,台面的宽度和长度根据空间大小而定,主要用于箩面和放置物品。
碾子是农村用于碾压破碎粮食以及剥去粮食外皮的重要加工工具。虽然它看起来比较原始,但却是家家户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成为了村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用碾子加工粮食时,需要让碾滚子转动起来,动力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力推动,需要两个人分别在碾杆的两端,在碾道里循环往复地推着,一圈又一圈,过程枯燥乏味,而且十分费力;另一种是用驴拉,将一只驴用特制的绳子套在碾杆上,让驴拉着碾杆在磨道里行走。为了防止驴吃到碾盘上的粮食,还会用布遮挡住靠近碾盘的那只驴眼。
上世纪中期,碾子属于村集体所有资产,由村集体统一管理,供全村人无偿使用。为了保证碾子的正常运转,村集体需要经常对其进行保养和维修,如清理磨道、修整碾盘、在碾杆与滚子摩擦的地方添加机油、维护修缮碾房等。
进入七十年代,随着磨面机、去皮机等机械设备的兴起,碾子逐渐被取代。九十年代,成品粮油市场放开后,家乡的各种粮食加工机械设备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碾子成为只能在记忆中找寻的历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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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故乡# 故乡情——我村的地形地貌
全村共有土地2200多亩,其中村庄占地10%,荒地、林地占20%,耕地占70%。耕地面积为1540余亩,包括800亩平坦的滩地和740亩坡地,人均耕地6亩。
从整体地势来看,村子东高西低,土地分为两部分,由坡地和滩地构成,两者之间隔着一条人工开挖的大灌渠。大灌渠以东是坡地,西侧是滩地。
滩地地势平坦,南北贯通,土壤为上下一致的中性黑胶泥,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是粮食稳产高产的良田。滩地适合种植小麦、莜麦、谷子、黍子、高粱、玉米、土豆、荞麦、蔬菜等作物,产量相对较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全村滩地实现了水浇地改造,可以利用村东侧公社组织开挖的大灌渠,引河水或雨水灌溉,也能抽取机井水,基本做到了旱涝保收。
坡地又称梁地,表层是土沙质,土壤深浅不一,最浅处约20厘米,最深处约50厘米,表层下面是红胶泥。被村民称作六独凹为代表的就是红胶泥地质。这种地质条件较差,钱表层下面的红胶泥层就像防水层,把地表水与地下水割裂开来,地上水渗不下去,地下水气上不来。遇到雨天,地面雨水很难渗透下去,高处的雨水流到低洼处后,容易积水成池,长时间难以渗透和蒸发,低洼处种植的庄稼就容易被积水浸泡受损。如遇到缺云少雨的干旱天气,地上浅表层被太阳烘烤后,失去水分,地下水气又被红胶泥隔层阻挡着返不上来,这样作物得不到水分的滋养,也会被干旱控死。总之这样的坡梁地就是靠天吃饭的节奏。
坡地适宜种植小杂粮,是村里的小杂粮盛产基地,一般种植黄豆、黑豆、大豆、绿豆、豌豆、荞麦等。由于坡地无法灌溉,庄稼只能靠自然气候生长,只有在风调雨顺的年份才能有好收成,遇到恶劣天气则可能颗粒无收。
农村的农作物大多依赖自然条件,全年收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正常年份,风调雨顺时,梁地亩产可达三四百斤,滩地亩产能达到八九百斤。只要不遭遇旱涝、冰雹、霜冻、虫灾等自然灾害,这一年便是丰收之年。
可见北方农村的农作物以粗粮为主,搭配着一些小杂粮。大秋农作物主要包括莜麦、谷子、黍子和土豆;小杂粮则有黄豆、黑豆、大豆、扁豆、绿豆、豌豆等,此外,还会少量种植荞麦、玉米、高粱和小麦。其中,莜麦、谷子、黍子和土豆是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较大,其余小杂粮的种植面积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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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故乡# 故乡情——村东那条大灌渠
我们村东侧有一条大灌渠,建于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当时,公社动员全社劳动力义务劳动,大家用铁锹一锹锹挖土,硬是修建成了这条灌渠。它由北向南,贯穿公社辖区内的几个村庄,北起东渠村西侧,途经我们村东侧,一路向南,止于半坡店村,全长约十几华里。
(一)灌渠作用
这条灌渠有两大重要作用。其一,它位于坡地与平地的交界处,能有效阻挡拦截坡梁地上的雨水,保护坡下的田地和村庄。过去,每逢暴雨,坡梁上的雨水就像脱缰野马,横冲直撞,冲毁平滩地的庄稼,还会漫进村庄,村民们苦不堪言却毫无办法。自从有了这条灌渠,它宛如一条巨龙卧在坡梁下游,再大的洪水也难以逾越。小时候,多次看到洪水溢出灌渠上沿,但经它阻挡,汹涌的洪水也变得温顺,庄稼地和村庄得以安然无恙。后来,公社又组织村民在灌渠两侧植树造林,几年后,参天大树拔地而起,不仅彻底解决了洪水四溢的问题,还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保障了沿线百姓的安居乐业。​
其二,我们村东的这条灌渠,与村西的那条河流在上游东渠村西侧交汇。在交汇处的河床修筑拦河大坝,抬高水位,便可引河水入灌渠,润泽沿线良田。旱时引清澈河水灌溉,雨大时引洪水浇田,每年多次通过灌渠为下游农田供水。
我们村受益最大,因为灌渠处于坡地与平地交接处,东侧是坡地,西侧是滩地。东渠村在最上游,土地多为坡地,且位于灌渠东侧,无法利用渠水灌溉。而我们村土地大多是滩地,还在灌渠西侧,用水极为方便,受益面积达800多亩。再往下是二队地村,部分土地在灌渠西侧,也能用上渠水。到半坡店村时,渠水就所剩不多了。​
(二)灌渠维护
利用洪水灌溉田地过后,灌渠内两侧和底部堆积了不少淤泥,干涸后长满杂草,导致灌渠内径变窄,水流不畅。所以,每隔几年,在洪水来临前,都要对灌渠进行清掏,拓宽变窄处,同时修整外观,确保灌渠光滑整洁、水流通畅。​
公社设有灌渠管理站,配备站长和管理人员2名。灌渠管理站专门负责灌渠的整体运作,包括开闸放水、维修养护、渠水管控等。灌渠每年都需整修维护,费用和劳动力由沿线各村分摊。我们村受益面积最大,出的劳动力自然比其他村多。​
初中两年的暑假,村里都安排我们劳动。七八个学生分成两拨,一拨在村里干农活,一拨参与灌渠整修。我们四人连续两年暑假都被选派到灌渠管理站,跟着站长挖土方修灌渠。站长给我们分配任务,每人每天要挖几米土方,挖好后扔到灌渠背侧,再将灌渠修整得光滑整洁。修灌渠是纯体力活,全靠铁锹挖。我们四人中有两人比我两人大一岁,体力明显强于我们,干起活来轻松许多,我们却十分吃力。​
那时还是冬季毕业春季招生制度,冬季初中毕业后就参加高中升学考试,可惜我们落了榜。因年纪小无事可做,开春后大队又安排我们跟着灌渠管理人员修灌渠。这次可不是一个月的假期劳动,一直干到8月去学校补习才结束,足足劳动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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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故乡# 故乡情——我村的村落布局
解放后,村里人口增长迅速,新结婚的家庭都需要新建住宅。七十年代,村民新建住宅统一规划在村南侧,每年都有村民获批新的宅基地,自建新房院子。这样一来,南侧新增了一排房子,全村形成了东西走向、由北至南四排院子的格局。每排院子的长度和居住户数都不相同。
家家户户的院子多为正方形或长方形,由房子和院子两部分组成。房子坐北朝南,建在院子的最北侧,房子的后墙就是院子的北墙,房屋前面是院子,有的院子是空地,有的则种植农作物。
从高处俯瞰整个村庄,房屋和院子基本相连,呈现出南北窄、东西长的形状。由于前面两排的东西两侧都没有房院,整个村庄缺少东南角和西南角,占地布局形似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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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味道# 故乡情——我村的那些树木
我们村土地肥沃,气候温润,树木极易成活。村外,林地与农田相互交织,村内空地与树木交错,枝繁叶茂的杨树与榆树随处可见,或成片成行,或零星散落。
田野里,成行成片的大杨树茁壮成长。诸如南树行、北树行、大搁楞、菜园子、园墙东、南伙房、大灌渠两侧、大北梁,以及环绕村子周围的树木,皆郁郁葱葱。尤其是位于西北、西南、东北方位的三片大树林,杨树与榆树相互交织,宛如一道天然的巨大屏障,横亘于三个方位,日夜守护着村子,有效抵御了外来风,特别是西北风的侵袭。
村子里,参天老榆树随处可见,它们默默见证着岁月的变迁,一些粗壮的树木,直径可达四五十厘米,年轮诉说着几十年的树龄。同时,也不乏年轻的榆树,无论树龄长短,都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层层叠叠的枝叶在空中相互交错,连成一片。
春天,万物吐绿,村里村外的树木纷纷萌动,悄然吐出新芽,而后渐渐长出嫩绿的叶子。一场春雨一场温,每场春雨过后,气温回升几度,短短三五天,树叶便迅速舒展长大。
夏季,树木愈发茂盛,村里的几百棵老榆树亭亭如盖,枝叶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大片绿荫,仿若一顶巨大的天然帐篷,笼罩在村庄上空,为人们营造出舒适凉爽的纳凉之所。每至晌午,村民们嫌家中闷热,便会习惯性地齐聚大街上的树荫下,席地而坐,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唠着家常。孩子们则在一旁嬉笑玩耍,你追我赶,在大人与树木间穿梭嬉戏。
秋季,随着天气转凉、气温下降,树叶也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进入十月份,有的树叶已然变黄,有的却依旧翠绿,金黄与翠绿相互交织,宛如一条巨大且色彩斑斓的毯子,这般美景,即便最出色的绘画大师,也难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又过了一两个月进入深秋,在秋风的吹拂与寒霜的侵袭下,那些树叶便飘飘洒洒地飘落地面。
冬季,无论杨树还是榆树,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狂风呼啸而过时,树枝相互碰撞,发出簌簌的声响。特别是在寂静的夜里,风摇树枝的声音,更添几分凄凉之感。
杨树是用树枝栽种的。每年春季,村里都会组织社员集体出工,开展义务植树劳动,小时候的我们也曾参与其中。大人们挖好土坑,我们小孩子把树枝插入坑中,随后大人们填土、踩实、浇水。没过几天,那些被埋在土里的树枝便会长出新叶,几年过后,就能长得颇为高大。
榆树并非由树枝栽种而成,而是自然繁衍生长的。榆树成年后,每年春天都会开花结籽。榆树花在树上停留半月二十天左右,便会自然变成树籽,成为榆树籽后便不挂在树枝上,会飘落在地面上,遇到雨水便会发芽,继而生根,长成小树苗。倘若土地潮湿或是雨水充足,小树苗便会茁壮成长,三五年就能长到胳膊那般粗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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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故乡# 故乡情——我村的那条公路
我村处于交通枢纽的关键位置,有两条主干道穿村而过。东西走向的公路,是新荣区串联我们公社、东胜庄公社以及破鲁公社的环形通道;南北走向的道路,则南通二队地村及更南之处,北达东渠村、拒门堡村,更是穿越明长城、通往内蒙古的交通要道。
(一)泥泞小径
鲁迅先生曾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七十年代以前,这两条路不过是自然形成的泥泞小径,起初仅供行人通行,后来有了马车,马车与行人混行。
(二)改建道路
从七十年代起,国家投资,村民义务出工,对东西走向的小路进行改扩建。原本狭窄难行的小道,摇身一变,成为宽阔平坦的大路。路面上,往日熙熙攘攘的马车与徒步人群,被呼啸而过的汽车取代,大车小车往来穿梭,常年车水马龙。
(三)硬化道路
九十年代初,道路升级为混凝土路面。2023年,再次对路面进行翻修,填平坑洼之处,在原路基两侧各拓宽五六十厘米,并在整个混凝土路面上加铺柏油,道路焕然一新,变成了柏油路。路面上施划了三条白色标线,中间一条,两侧各一条。整条道路宽阔、笔直、平坦,漂亮得宛如一条望不到尽头的飘带,向着东西方向无尽延伸。这条长达50公里的道路,连接着三个乡的数十个村子,承载着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的幸福。
(四)幸福之路
从道路的扩建,到跨河大桥的兴建,再到路面硬化、等级提升,每一步都凝聚着人民的希望,彰显着国家的实力。它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出行与交通运输,在带动乡村发展、振兴乡村经济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真正实现了“要想富,多修路”的目标。
这两条道路穿村而过,在村中央交汇形成十字路口,将村庄划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个区域。我家院子,就位于这个十字路口西南区域偏东的位置,每日见证着道路上的车来车往,感受着交通枢纽带来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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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 隔代亲情无价——我与孙女的亲情(二)

2022年秋季开学,孙女升入三年级,此时,她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曾经在她眼中那个有些“陌生”的“野爷爷”,逐渐变成了平易近人的亲爷爷。从最初的排斥,到慢慢接受,再到如今主动靠近我,我们实现了心灵上的跨越。
每次去接孙女,我都会提早半小时到达学校门口等候,生怕迟到让孙女着急。去得太早,学生还未放学,我便只能站在学生放学的指定地点,静静地等待。现在的学生都穿着统一的校服,放学时,人群如同农村散群的羊,一拥而出,让人眼花缭乱,根本难以分辨谁是谁。我生怕孙女找不到我,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拨又一拨的学生。当孙女看到我时,总会老远就兴奋地大喊:“爷爷!”还会开心地说:“现在我可盼着爷爷来接我啦。”我接过孙女那沉甸甸的大书包,扛在我这饱经风霜的老肩上,然后大手拉着小手,迈着轻快的步伐往家走去。
孙女从一年级起就担任班长,一路上,她会兴致勃勃地跟我讲述班级里发生的趣事,我也会耐心地给她出谋划策,教导她如何管理班级、如何高效学习、如何与同学友好相处。这场景,仿佛让我又回到了当年接送儿子上学的时光,太开心了。
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去郊游,中午在野外烧烤。我忙前忙后,为大家做好各种后勤保障工作,自己几乎没怎么吃。归途中,我与儿子一家同乘一车,孙女贴心地说:“爷爷今天啥都没吃。”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孙女对我的关心细致入微,她已经将我放在了心里重要的位置。
2022年秋季,是个特殊的季节。三年级第一学期,国庆节刚过,便遭遇了疫情,城市进入静默状态长达38天。人们的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即便同在一座城市,却仿佛相隔天涯。我与孙女50多天未能见面,对她的思念愈发浓烈,这种思念甚至变成了一种难以企及的渴望。
那段时间,我们只能通过手机视频聊聊天,可这远远无法缓解我对她的想念。疫情过后,我们相约一起回我家。那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在家中一边精心准备饭菜,一边满心欢喜地等候着我的亲人们归来。大孙女率先迈进家门,她如同一道小闪电般冲过来,嘴里大喊着:“爷爷、爷爷”,随后紧紧地抱住了我。两岁半的二孙女看到这一幕,也跑过来抱住我。我弯下腰,爷孙三人紧紧相拥。就在这一瞬间,我的心被汹涌的情感淹没,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我哽咽着,难以自已。这并非仅仅是因为思念孙女,更是因为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在这一刻,实现了心灵的深度交融,那种血脉相连的强大冲击力,深深感动着我。
还有一回,我外孙的爷爷一家、我女儿一家、我儿子一家,加上我,几家老小齐聚凤临阁饭店聚餐。饭后,亲家一家和我先行离开。就在我们跨出店门的那一刻,外孙冷不丁地抱住他爷爷,脆生生地说道:“爷爷,再见!” 这温馨的一幕,恰好被一旁的大孙女瞧个正着。大孙女见状触动心灵,立马嚷道:“我也抱我爷爷!” 话音刚落,她便情不自禁地朝我扑来,紧紧地抱住了我。刹那间,我只觉得心里乐开了花,有我这个爷爷在,孩子的情感世界里从不曾失落。
古人云:“骨肉亲就是亲,打断骨头连着筋。”骨肉亲情,是血脉的延续,是人性的传承,无人能够替代。无论时空多么遥远,这份亲情始终坚如磐石,心永远紧紧相依。
孙女十分懂事,常说:“爷爷一个人,肯定很孤独,很可怜。”她还向父母提出,利用周六日隔三岔五回我这里,陪爷爷团聚。当儿子一家人回来,女儿一家也回来时,我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家中充满了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我的心里也乐开了花。孩子们每次来我家小住,我们之间的亲情愈发深厚,感情愈发浓郁。
古人说隔代亲,此言不虚。我爱我的外孙、外孙女,也爱我的孙女,无论是外孙,还是孙女,他们都是我的血脉传承。我衷心希望孩子们能够快乐生活,健康成长,将来都能成为对家庭、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类、对国家有所作为、有所贡献的一代新人。
(2025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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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 隔代亲情无价——我与孙女的亲情(一)

如今,包括我这老一辈人在内,对生育的性别观念已愈发淡薄,“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理念,早已在我们的脑海中深深扎根。
2013年,我的儿子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儿媳怀孕后,我满心期待:若是生女孩,那便是我的孙女;若是生男孩,便是我的孙子。孙女、孙子都是我价的血脉传承,都是我的亲骨肉,是我家的未来与希望,更是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栋梁。
儿子家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喜得千金,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就是我的大孙女,自此,我又晋升了一个辈分,成为爷爷辈儿。
儿子、儿媳都忙于工作,孙女主要由亲家母帮忙照顾。在照顾孩子这件事上,我虽未过多参与决策,但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从不推脱。我时常隔三岔五就去看望孙女,每次见到她,心中都涌起一股浓浓的亲切感。
孙女退奶毛、过百岁、过生日,从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到逐渐学会走路、清晰地说话,她健康成长的每一个瞬间,都如同电影般在我脑海中历历在目。
孙女上幼儿园时,一直由姥姥接送。每当我去接她,她总会不高兴,嘴里嚷嚷着要姥姥来接。到了小学一年级,她更倾向于让母亲或父亲接送,横竖都不愿让我这个爷爷去接送。偶尔我去接她,孙女看到是我,小嘴立马撅起来,一路上也不愿跟我说话。
我深知,作为单身爷爷,我有着诸多无奈,对孙女的陪伴实在太少,亏欠她太多。由于未能亲自拉扯她长大,又不常在一起生活,她与我的感情难免疏远。在这方面我内心很撑得住,毕竟,那时的孙女还年幼,尚不懂得骨肉亲情的珍贵。
但我对孙女的爱从未减少,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浓烈。孙女喜欢玩具、酸奶、水果,也热衷于小视频、小礼品,每次去看望她,我都会带上一些。家中也总是留着她喜欢的东西,盼着孩子们回来享用。儿子儿媳也十分开明,只要有时间,便会带着孙女回我这里团聚,每逢重要时节,更是必定回来。相处的次数多了,时间久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也逐渐深厚起来,慢慢地,孙女也开始认可我这个爷爷了。
孙女二年级时,对山地自行车心生向往。我便对她说:“你要是期末考试,语文、数学都考100分,爷爷就奖励你一辆崭新的山地自行车。”孙女兴奋地回应:“爷爷说话可得算数!”于是,爷孙俩郑重其事地拉钩约定,那一刻,我们脸上洋溢着无比开心的笑容。学期末,孙女果然不负所望,考了两个100分,在全班级名列前茅。我约上我儿子,带着孙女来到车行,她在众多自行车中挑来选去,最后满意地说:“爷爷,我就要这辆。”无论价格多高,只要孙女喜欢,我掏钱时心里也是无比开心,因为我兑现了对孙女的承诺。

孩子对事物的认知会随着阅历的增长而不断提升,孙女对我的感情也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加深。
孙女对她的父亲崇拜至极,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父亲就是那个顶天立地、心灵手巧、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所以她绝不允许别人说父亲的半点不是。有一次,我女儿开车带我们出去郊游,孙女也在车上。归途中,我们谈及儿子不善言辞与交际的不足之处,孙女立马护起短来,反驳我们:“不许你们议论我爸爸,我爸爸可优秀了,在我心里,他特别了不起。”晚上回来一起吃饭时,孙女还对此事耿耿于怀,一整天都闷闷不乐地不说话。她根本不明白,我们的议论实则是出于对儿子的期望,是恨铁不成钢的善意。后来,我问孙女:“你爸爸是我的什么人?”她回答:“是你的儿子。”我又问:“那我的儿子我亲不亲?”她说:“那当然亲啦!”我接着说:“我的儿子有不足之处,我这个做父亲的给他指点出来,就是希望他能变得更优秀,成为更好的男人。”经过这番解释,才终于解开了孙女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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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 隔代亲情无价——我与外孙的亲情
我家育有两个孩子,儿女双全,女儿年长,儿子年幼,相差几岁。在我43岁那年,遭遇丧偶之痛,彼时孩子尚未成年,女儿就读艺校二年级,儿子正上初三。此后,我既当父亲又当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孩子,见证他们一步步成长,从大学求学、寻觅工作,直至成家立业,每一个阶段都凝聚着为人父母的心血。我只盼着自己的孩子能够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事业蒸蒸日上。
2004年,我女儿步入婚姻殿堂,一年后,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全家皆大欢喜。女儿的孩子,便是我的外孙,至此,我在家庭中的辈分也随之晋升,荣升为姥爷级别。初为姥爷的我,内心满是喜悦,外孙百岁那天,我开怀畅饮,沉浸在无尽的欢乐之中。
那时,我才50岁出头,虽说女儿生育孩子让我满心欢喜,但在内心深处,对于“姥爷”这个角色称谓,一时还难以完全接受。并非是不认可这个身份,而是觉得自己还未到那般苍老的年纪。然而,这丝毫未减我对外孙的亲情。孩子满月、过百岁、过生日,每一个重要时刻,我都会精心挑选礼物送给小外孙,衷心祝愿他长命百岁,健康茁壮成长。
外孙逐渐牙牙学语,开始蹒跚学步,从最初的趴着挪动,到慢慢迈出第一步,再到后来欢快地奔跑;语言能力也从简单的一个字,发展到能说出完整的一句话,每日都在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
女儿与婆家一同居住生活,自从有了外孙,我便时常前往亲家,只为看望女儿与外孙。外孙两岁半那年,有一次我去探望他,当时我正坐在沙发上看手机,亲家母做好饭后,小外孙咚咚咚地跑到我面前,奶声奶气地喊着:“姥爷,吃饭去。”紧接着,他用那稚嫩的小手拉住我的大手,一路将我拉到餐厅。一个如此年幼的孩子,竟有这般暖心举动,那一刻,我既惊讶又激动,眼眶瞬间湿润。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彻底接受了“姥爷”这个称谓,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就是姥爷,也愈发对外孙疼爱有加。
几年后,外甥女的诞生为家庭增添了更多欢乐。外甥女渐渐长大,开始步入幼儿园、小学,我对外甥女同样关怀备至,视如珍宝。
我深刻地体会到,由于我是单身,儿女缺失了母亲的关爱,外孙、外甥女也缺失了姥姥的疼爱,这是难以弥补的先天不足。于是,我暗自下定决心,绝不能让孩子们再缺失姥爷的爱,我要加倍疼爱我的小外孙与外甥女,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与照顾。我一人肩负起姥爷和姥姥的双重角色,时常隔三岔五就去看望他们,还会特意抽时间接送他们上学。有时,我会带着他们去商店,挑选喜欢的玩具、漂亮的衣服、有趣的书籍,或是一同外出旅游。但凡有好吃的、好玩的,我都会自然而然地给他们留着,满心期待他们来享用。孩子们过生日时,送礼物更是必不可少。今年6月,我陪外孙逛街,外孙相中一双鞋,价格高达1300元。说实话,我自己都从未穿过如此昂贵的鞋子,但为了外孙,我毫不犹豫地掏出钱包。看到外孙穿上新鞋后那开心的模样,我心里也满是幸福。
我所住的小区与女儿的住宅小区仅一墙之隔,距离十分近,因此我常常在女儿家吃饭。若是我有事几天没过去,外孙和外孙女便会在饭桌上念叨:“姥爷好几天没来啦,我想姥爷了。”外孙说完,外孙女也跟着附和。于是,女儿便会给我打电话,我便即刻前往。
孩子们都格外喜欢来我家,他们说:“特别想到姥爷家,姥爷家环境宽松自在,没有丝毫压抑感,在这里能全身心地放松。”
时光飞逝,转眼间外孙已成为初中生,认知水平大幅提高,也愈发懂事。他还贴心地说:“姥爷一个人在家孤单,平时我作业多,周六晚上我就来陪姥爷。”就这样,外孙隔三岔五就会来与我作伴,陪我过夜,我们祖孙之间的感情也愈发深厚。
外孙与我都对书籍有着浓厚的兴趣,家中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书籍。我们俩一聊起书籍,从书籍的内容、保护书籍的方法,到对书籍的热爱,观点竟如出一辙,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书友”。
2023年4月,正值初三最后一学期,外孙转学到外地学校上学。从未离开过家的外孙,远赴遥远的地方住校,我们自然是牵肠挂肚,满心担忧他会想家,担心他独自在外无法照顾好自己。然而,令我们惊喜的是,充满阳光的外孙迅速适应了住校生活,还积极踊跃地参加学校组织的演讲等各类比赛活动,屡获佳绩,奖状拿到手软,表现格外优秀突出,还成功当选了班长。
初中生正处于青春萌动时期,这个阶段的少年,情绪容易冲动,彼此间难免会发生一些磕磕碰碰、吵吵闹闹。有一次,外孙跟同班同学在玩耍时,同学一个失手,伤到了外孙的眼眶。得知消息后,我们慌忙赶到学校。看到外孙鼻青脸肿的模样,我的心像被揪紧了一样,疼得直想掉眼泪。在处理该事件的见面会上,校方得知我是教育行业的老前辈,对我十分敬重。我提了建议,学校都予以采纳,这对事件的妥善处理起到了作用。
已然长大的外孙上了高中,谈吐间不再是孩童时期的稚嫩模样,对人情世故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去年父亲节这天,外孙悄悄通过美团定制了一束鲜花,快递送到我家。花束上写着:“祝福姥爷节日快乐!”我笑着说:“这虽是西方的节日习俗,但姥爷真心感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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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故乡# 故乡情——我村办大食堂
1960年村里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开办了大食堂。大食堂的设立,旨在让村民们共同劳动、一同就餐,共享劳动成果。
那时我年仅四虚岁,却已对大食堂有了些许模糊的记忆。大食堂就设在我家房后对面的院子里,距离我家很近。这是一座布局规整的大四合院,北面是五间正房,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厢房,南面是杂物配间,大门口还有类似门卫室的套房。从院落的精致格局不难看出,这里曾是老财主的宅院,原户主或是富甲一方的人家,或是地主富农。解放后,经过“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分财产”的运动,这座院子分给了四户人家。
东侧的三间厢房被改造成了村里的大食堂,里面配备了1.2米的大锅、大蒸笼、大盆子和大案板。有三四个本村的炊事员负责做饭。
大食堂是为参加集体劳动的村民提供就餐的地方,只有参与集体劳动的人有资格在此用餐,未参加劳动的人只能等家人把饭带回家。我家只有母亲是劳动力,她在食堂吃完后,会把我和父亲的饭打回家。母亲总是先从盆底子盛些饭给我,确保我吃饱后,父亲才吃。那时年幼的我哪里懂得,我吃的是稠饭,父亲吃的却是我剩下的稀饭,自然难以饱腹。因为大家都吃的是份子饭,母亲在食堂也吃不饱,只能到外面寻找食物,她会去树上摘树叶、挖苦菜、刨草根,加工后当作菜吃。在那个年代,吃饱饭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吃糠咽菜、啃食树叶不为稀奇。
这个承载着美好愿景的大食堂,没过多久便无奈撤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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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故乡# 故乡情——插队知识青年
1968年12月国家推出了政策,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瞬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充满朝气与理想的城市青年,积极响应号召,告别熟悉的城市生活,奔赴农村,投身到农村的生产生活之中。一时间,几乎每个村庄都迎来了从城市插队而来的知识青年,他们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国家还鼓励他们在农村安家落户。这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从1969年开始,直到1978年结束,几乎贯穿了整个“文革”时期,历时长达十年之久,深刻地影响了一代青年的命运,也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我村曾先后安置过两个地区的插队知识青年。
第一批是来自北京地区的插队知识青年。1968年至1973年,十几个北京知识青年满怀热情,响应党的号召,背井离乡,来到我们这个偏远的小村插队。他们大多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在北京接受过优质的教育,身上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息,青春的朝气与活力更是如同春日暖阳,为原本寂静的村庄注入了无限生机,让整个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
这些初来乍到的青年,面临着诸多生活上的挑战。由于村里来不及为他们修建专门的住所,只好动员村民腾出闲置的房屋来安置他们。大队将他们分成小组,三四个一组分配到社员家中。当时农村的房屋大多是三间堂屋的格局,房东住一间,知青们住一间,共用一个堂屋。而且,那时农村的房屋还没有安装玻璃窗户,糊着窗户纸的屋子采光差、通风不好。习惯了大城市生活的他们,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一开始感到十分憋屈。但这些知青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每次回家探亲返回时,都会自愿从北京买来玻璃,帮村民安装好。从此,家家户户的纸窗户都换成了明亮的玻璃窗户,屋里变得亮堂堂的,采光条件大大改善。这一小小的改变,在当时却犹如一场意义非凡的革新,结束了农村窗户纸时代,开启了农村的玻璃窗户时代,将农村的文明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后来,大队新建了学校和办公场所,便把腾出来的旧学校和村委会办公地点改造成了知识青年大院。大院里是单间房屋,北京青年们从社员家搬到这里集中居住,开启了集体生活模式。村委还专门给他们设置了食堂,让他们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在村里,这些青年人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农民一样积极参与集体生产劳动。生产队每天会给他们分配各种农活,无论是田间地头的除草、施肥,还是农忙时节的收割、播种,他们都毫不退缩,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他们对人礼貌热情,与村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四五年后,随着政策的变化和个人发展的需求,他们有的回到北京参加工作,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逐渐离开了村子。这些曾经的插队知青,凭借着在农村磨炼出的顽强精神和自身的努力,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第二批是来自本市的插队知识青年。北京知识青年全部撤离后,1974年,我村迎来了本市煤矿的青年插队。这些青年大多数是大同矿务局三矿的,也有个别来自二矿。那几年,每年都有新的知识青年来村里插队,也有在这里待了两三年后被招回去安排工作的,人员流动频繁。
矿山来的青年约有三四十人,大部分住在原来北京知识青年居住的大院,大院住不下的就安排到社员家中。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整体文化水平和素养不如北京青年。他们中时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甚至还会打群架,管理起来十分困难。不过,他们毕竟是充满活力的青年,再加上我们村的十几个青年,包括我在内的四五位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让村子依然充满了生机与朝气。
这些青年在我们村劳动生活四五年,在1978年都撤回并安排了工作。但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依然在记忆中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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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故乡# 故乡情——我村中央那个蓄水池

我家房后面有个全村的蓄水池,位于村中央,东西长约四十米,南北宽约三十米,看似平凡,却在不同的时节演绎着别样的精彩。当夏季来临,天空时常降下甘霖,这座蓄水池便成了全村雨水的汇聚之所。雨水如注,源源不断地注入池中,水面逐渐升高。待蓄满之时,多余的池水便会溢出,沿着向西的小渠潺潺流去,最终汇入村西那条宽阔的大河道。​
而一入秋季,这片原本平静的水池瞬间变身为呕泡麻杆的独特场地。生产队割倒的绿色麻杆,一捆一捆有序地放进这个水池里,上面再压着木板与石头,使麻杆始终浸泡在水中。水池边,劳作的人们挽起衣袖,目光中满是关切,不时俯下身,仔细查看麻杆的变化。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对收获的殷切期待。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浸泡在水中的麻杆悄然发酵,开始泛黄,这时就可以把麻杆从水中捞出来,分给社员,拿回家去晾干,把麻皮拨下来,麻杆与麻皮都分别用于生活。​
等到了寒冷的冬季,雨水池又神奇地摇身一变,成了天然的冰场。澄澈的冰面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平铺在大地上。村里的孩子们欢呼雀跃地来到这里,他们脚蹬冰鞋,或是手持自制的冰车,在冰面上尽情玩耍。有的孩子在冰面上飞速滑行,享受着风驰电掣的快感;有的小心翼翼地练习着花样滑冰,试图展现出优美的身姿;还有的与小伙伴们组队开展冰上游戏,欢笑声、呼喊声在冰场上空回荡,为寒冷的冬日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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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故乡# 故乡情——全村人的菜园子
我家西侧有个菜园子,是在大队集体的菜园子。菜园子呈正方形,面积有十几亩,边长约200米。菜园子四周筑起了高大宽厚的土圪塄,有效阻挡了牲畜进入。
这里是全村人蔬菜的主要供应地,由我的叔伯大哥曹金顺和五小眼两人专门负责种植管理。他们都是种菜的行家里手,每年都会种植长白菜、圆白菜、水萝卜、韭菜、茄子、香菜、豆角、葫芦等各种蔬菜。夏秋季是蔬菜生长的旺盛期,整个菜园子郁郁葱葱,满眼翠绿,景色美不胜收,就像一幅绚丽的风景画。
夏季时,每周会按照人头给社员们分发一次不同种类的蔬菜。到了秋季上冻之前,会把所有蔬菜全部收割,分给社员们作为越冬蔬菜储备。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中基本不缺蔬菜,到了春季,还能去野外挖苦菜吃,苦菜也就是野菜。
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我家所处的方位,恰好为全村人提供了水源和菜源,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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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故乡# 故乡情——村里那口吃水井
在我家房屋西墙下仅仅5米处,有一口全村人畜共用的水井。这口井与我家的距离,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用水便利。
它古老而原始,是人工挖掘而成,岁月的长河已让它的具体年代难以考证。挖井的过程并不简单:先由人工挖一个大坑,由于我们村地下水位较浅,挖到大约四五米深时,便能见到泉水。见到水后,再向下深挖一米,便停止挖掘。接着,用不规则的原生大块石头,自下而上砌起,一直砌到地面,便形成了井口。井口上方盖着一块类似磨盘的平面大石头,石头中间开了一个直径50厘米的口子,方便人们取水,就这样,一口水井便建成了。
挑水需要水斗子、水桶、扁担这三件必不可少的工具。人们去井口挑水时,从井里取水用的是水斗子。水斗子由柳条精心编制而成,底部尖,周边呈圆形,上面不封口。在水斗口子上,绑定一根木制的梁,梁上系着一条五六米长的麻绳,以便将水斗吊入井底取水。水斗子由大队购置,而水桶和扁担则是各家自备。由于全村人都使用水斗取水,使用频率颇高,水斗子很容易损坏,因此一年中需要多次更换新的水斗子,更换水斗子以及维护水井的费用都由大队承担。
在六十年代之前,水桶是木匠用木板制成的,这种水桶又重又笨,外观也不美观,打水时十分不便,只能借助水斗子先从井里取上水,再倒入木桶中,如此一斗一斗地取水,过程繁琐又耗时。到了七十年代,水桶逐渐更新为白铁皮材质,不仅轻便美观,而且使用起来更加顺手。从那以后,人们取水便不再需要借助水斗子,直接用扁担挂上水桶,将吊桶伸进水面,运用一种叫做“撤”的技巧,就能把水桶装满水,然后提上来。重复两次这样的动作,就能从井里取上一担水。
进入八十年代,一些人家开始在自家院子里打井,并安装压水器,便不再使用这口水井。后来,全村整体搬迁到东梁上,大队又打了一口新水井,还安装了摇把,也就是辘轳井,而老村的那口水井就此被废弃。到了20世纪初期,国家大力建设新农村,建造了水塔,实现了家家户户通自来水,那口辘轳水井也被彻底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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