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故乡# 故乡情——插队知识青年
1968年12月国家推出了政策，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瞬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充满朝气与理想的城市青年，积极响应号召，告别熟悉的城市生活，奔赴农村，投身到农村的生产生活之中。一时间，几乎每个村庄都迎来了从城市插队而来的知识青年，他们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国家还鼓励他们在农村安家落户。这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从1969年开始，直到1978年结束，几乎贯穿了整个“文革”时期，历时长达十年之久，深刻地影响了一代青年的命运，也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我村曾先后安置过两个地区的插队知识青年。
第一批是来自北京地区的插队知识青年。1968年至1973年，十几个北京知识青年满怀热情，响应党的号召，背井离乡，来到我们这个偏远的小村插队。他们大多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在北京接受过优质的教育，身上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息，青春的朝气与活力更是如同春日暖阳，为原本寂静的村庄注入了无限生机，让整个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
这些初来乍到的青年，面临着诸多生活上的挑战。由于村里来不及为他们修建专门的住所，只好动员村民腾出闲置的房屋来安置他们。大队将他们分成小组，三四个一组分配到社员家中。当时农村的房屋大多是三间堂屋的格局，房东住一间，知青们住一间，共用一个堂屋。而且，那时农村的房屋还没有安装玻璃窗户，糊着窗户纸的屋子采光差、通风不好。习惯了大城市生活的他们，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一开始感到十分憋屈。但这些知青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每次回家探亲返回时，都会自愿从北京买来玻璃，帮村民安装好。从此，家家户户的纸窗户都换成了明亮的玻璃窗户，屋里变得亮堂堂的，采光条件大大改善。这一小小的改变，在当时却犹如一场意义非凡的革新，结束了农村窗户纸时代，开启了农村的玻璃窗户时代，将农村的文明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后来，大队新建了学校和办公场所，便把腾出来的旧学校和村委会办公地点改造成了知识青年大院。大院里是单间房屋，北京青年们从社员家搬到这里集中居住，开启了集体生活模式。村委还专门给他们设置了食堂，让他们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在村里，这些青年人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农民一样积极参与集体生产劳动。生产队每天会给他们分配各种农活，无论是田间地头的除草、施肥，还是农忙时节的收割、播种，他们都毫不退缩，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他们对人礼貌热情，与村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四五年后，随着政策的变化和个人发展的需求，他们有的回到北京参加工作，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逐渐离开了村子。这些曾经的插队知青，凭借着在农村磨炼出的顽强精神和自身的努力，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第二批是来自本市的插队知识青年。北京知识青年全部撤离后，1974年，我村迎来了本市煤矿的青年插队。这些青年大多数是大同矿务局三矿的，也有个别来自二矿。那几年，每年都有新的知识青年来村里插队，也有在这里待了两三年后被招回去安排工作的，人员流动频繁。
矿山来的青年约有三四十人，大部分住在原来北京知识青年居住的大院，大院住不下的就安排到社员家中。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整体文化水平和素养不如北京青年。他们中时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甚至还会打群架，管理起来十分困难。不过，他们毕竟是充满活力的青年，再加上我们村的十几个青年，包括我在内的四五位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让村子依然充满了生机与朝气。
这些青年在我们村劳动生活四五年，在1978年都撤回并安排了工作。但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依然在记忆中闪闪发光。
1968年12月国家推出了政策，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瞬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充满朝气与理想的城市青年，积极响应号召，告别熟悉的城市生活，奔赴农村，投身到农村的生产生活之中。一时间，几乎每个村庄都迎来了从城市插队而来的知识青年，他们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国家还鼓励他们在农村安家落户。这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从1969年开始，直到1978年结束，几乎贯穿了整个“文革”时期，历时长达十年之久，深刻地影响了一代青年的命运，也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我村曾先后安置过两个地区的插队知识青年。
第一批是来自北京地区的插队知识青年。1968年至1973年，十几个北京知识青年满怀热情，响应党的号召，背井离乡，来到我们这个偏远的小村插队。他们大多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在北京接受过优质的教育，身上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息，青春的朝气与活力更是如同春日暖阳，为原本寂静的村庄注入了无限生机，让整个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
这些初来乍到的青年，面临着诸多生活上的挑战。由于村里来不及为他们修建专门的住所，只好动员村民腾出闲置的房屋来安置他们。大队将他们分成小组，三四个一组分配到社员家中。当时农村的房屋大多是三间堂屋的格局，房东住一间，知青们住一间，共用一个堂屋。而且，那时农村的房屋还没有安装玻璃窗户，糊着窗户纸的屋子采光差、通风不好。习惯了大城市生活的他们，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一开始感到十分憋屈。但这些知青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每次回家探亲返回时，都会自愿从北京买来玻璃，帮村民安装好。从此，家家户户的纸窗户都换成了明亮的玻璃窗户，屋里变得亮堂堂的，采光条件大大改善。这一小小的改变，在当时却犹如一场意义非凡的革新，结束了农村窗户纸时代，开启了农村的玻璃窗户时代，将农村的文明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后来，大队新建了学校和办公场所，便把腾出来的旧学校和村委会办公地点改造成了知识青年大院。大院里是单间房屋，北京青年们从社员家搬到这里集中居住，开启了集体生活模式。村委还专门给他们设置了食堂，让他们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在村里，这些青年人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农民一样积极参与集体生产劳动。生产队每天会给他们分配各种农活，无论是田间地头的除草、施肥，还是农忙时节的收割、播种，他们都毫不退缩，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他们对人礼貌热情，与村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四五年后，随着政策的变化和个人发展的需求，他们有的回到北京参加工作，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逐渐离开了村子。这些曾经的插队知青，凭借着在农村磨炼出的顽强精神和自身的努力，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第二批是来自本市的插队知识青年。北京知识青年全部撤离后，1974年，我村迎来了本市煤矿的青年插队。这些青年大多数是大同矿务局三矿的，也有个别来自二矿。那几年，每年都有新的知识青年来村里插队，也有在这里待了两三年后被招回去安排工作的，人员流动频繁。
矿山来的青年约有三四十人，大部分住在原来北京知识青年居住的大院，大院住不下的就安排到社员家中。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整体文化水平和素养不如北京青年。他们中时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甚至还会打群架，管理起来十分困难。不过，他们毕竟是充满活力的青年，再加上我们村的十几个青年，包括我在内的四五位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让村子依然充满了生机与朝气。
这些青年在我们村劳动生活四五年，在1978年都撤回并安排了工作。但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依然在记忆中闪闪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