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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仅容身,忧怀天下;书真覆瓿,痛哭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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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后藏书归何处# 藏书是非谈
藏书家品类非一:贤明者悟道修身,济世牖民,务实者刊刻出版,嘉惠士林;好学者博览深研,校勘砥砺;旷达者读书自娱,聚散随缘,此皆书之主人也。
亦有广搜不殆,秘藏不宣,无暇翻阅且不肯示人者,直将红粉佳人,视同殉葬陶偶,此之谓书奴也。
奇货可居待价而沽者,书贩也;抱残守缺敝帚自珍者,书奴也;食古不化撑肠成痞者,书痴也。皆不足以言读书者也。
窃以为,书之用,在于读,与其束之高阁,藏之名山,不如贩卖流通,物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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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校左传杜林合注》一函十二册,锦章书局石印,首册封底有“广高师文一,大津亲人”字样,盖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科学子藏书。前三册偶有读者眉批补注,古人手泽,丹黄粲然,奈蝇头小楷,细如须发,余老眼昏花,辨读为难。
又,《东坡指掌图》绘春秋地图,乾宁赫然在焉,时属晋国,知夫襄公二十七年,卫公子鱄出奔晋,托于木门,为今青县木门店无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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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布置书架# 新购图书插架难
相信每一位藏书的朋友,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书橱本来门类分明,空间充实,就像一个个满员的班级,偶有新来的插班生,教室会变得拥挤,如果学生源源不断,势必造成人满为患,安置不开。此时,作为管理者,您应该如何解决呢?下面,我结合自己的藏书经验,和各位书友分享交流。
首先是分类。我家的图书分类并不严谨,既非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分法,也非现代的多重列类法,而是凭自己的直觉,按喜好程度和使用频率安排位置。比如我最为关注的楹联类书籍,便被从古典诗词群体中分离出来,单独占据了一个书架:其中价值较高的大部头丛书、师友馈赠的签名本、罕见的旧版甚至绝版书,位置会高高在上;经常使用的工具书、资料书,以及自己喜欢的各种联集,会安置在中间位置;那些比较常见随时可得的普本,品相不好准备淘汰的残本,还有老干体的专辑或刊物(此类多是参加活动时的赠品),便被贬落凡尘,沦为书橱的最底层。由于这三大类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因此新买的单本,挤挤就放进去了,如果册数较多,便逐级下调,直到最后的普本、残本、老干体被排挤出局。至于它们的最终去向,主要有两种:感觉弃之可惜的,暂时堆放在墙角旮旯的地板上,感觉留之无用的,便卖掉或送人了。这个模式不仅适用于是楹联类书籍,其他如地方文献、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藏书,也基本是这个模式套路。
其次是分家。毕竟书橱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买书的欲望是无限的,久而久之,墙角旮旯就会摞满了书刊,而书橱里面的藏书,哪一册也都不忍丢弃,面临这种山穷水尽的绝境,又该如何破局呢?这时,就需要一些人生智慧和生活技巧,首先,要不露痕迹地讨好妻子,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以合适的语气说(shui)服她,微婉地提出购置新书橱的建议,然后迅速实施落实,释放地板空间,渡过藏书危机。这个办法的瑕疵是,同一类的书籍,会被分置于不同的书橱,就像一个分爨而居的大家庭,好在同根不相煎,同室不操戈,虽然分家,也有来往。当然,更高级别的书友,解决的方式也会更加高级,我有一些朋友,已经不满足于添置书橱,而是直接购买新房,作为仓库,这可视为分家的升级版。
藏书人的喜与乐,往往在熟悉的书市,拥挤的书房,仿佛世外桃源,不足与外人道。然而相对封闭的空间,最终也不能脱离社会,也会因为阮囊羞涩而望梅止渴,因为生活清苦而愧对妻儿。如果说新书插架是一个难题,我想,如何在埋身古籍的同时,还能撸起袖子加油干,这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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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我最爱的三本书# 《容安馆札记》谈艺录
和很多书友不同,我认识钱钟书不是通过《围城》,而是《谈艺录》。
高中毕业后,我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由于爱好古典诗词,经常买一些诗话、词话来读。2000年前后,青县第一中学的黄清奎老师推荐我读《谈艺录》,他说:“钱钟书的《谈艺录》号称中国诗话的压卷之作,你应该认真读读。”当时孔夫子旧书网还没有创立,我转遍了整个青县,都买不到此书。最后,抱着一丝希望,在信誉楼图书专柜的预订书单中留下了我的信息,一个多月后,居然接到电话,真的为我找到了,是中华书局1999年二版一印,硬精装,纸张和印刷其实很一般,和后来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谈艺录》相较,甚至可以说是粗劣。定价39元,而当时吃一碗牛肉拉面,只需2元钱,但正如常言所说,“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穷不择妻”,我就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毫不犹豫地欣然买下。谁知道这块面包并不松软,简直硬得硌牙,经过半年多的啃食,我熟悉了《辞源》《辞海》《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各种工具书的使用。钱钟书的博学彻底征服了我,我就像一只面对大海的井蛙,震惊之余,感觉到无比的沮丧,因为我深深感受到,即使穷尽我的一生,也不可能到达彼岸。随后,我又购置阅读了钱钟书的《管锥编》和《宋诗选注》《槐聚诗存》《围城》等,由于阅读过程是由深到浅,感受也是越来越轻松愉快。渐渐地,我从一个懵懂无知年少轻狂的毛头小伙,蜕变成了心存敬畏谦虚谨慎的中年大叔。
当我彻底沦为见“钱”眼开的人之后,烦恼也就随之而来了,因为能够买到的钱钟书作品不是太多,阅读的快感越来越难得,幸而《管锥编》和《谈艺录》可以多次反刍,就像客馆孤寂的旅人,时不时拿出妻子的照片来欣赏,聊作慰籍。2010年前后,商务印书馆陆续影印了《钱钟书手稿集》,包括《外文笔记》49册、《中文笔记》20册,《容安馆札记》3册。据说,钱钟书先生精通七门外语,而我勉强会唱英文的《字母歌》,因此《外文笔记》部分是不敢奢望的。《中文笔记》20册,至少要7000多元,这个价格几乎是我两个月的收入,真的是难以接受。最后一种《容安馆札记》是我最想要的,这套书只卖1000多元,价格已不成问题,只是面对密密麻麻的批注,我对自己的辨认能力产生怀疑,因此它长期在我的购物车里存放,一直没有勇气付款。
直到2022年,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焦亚东博士的《容安馆札记谈艺录》,三联书店出版,简体横排,价格亲民,88元,而且半价出售,简直是喜从天降。该书整理了钱钟书手稿中90多则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文艺批评的内容,旁征博引,深入解析,渴读之后如饮甘露。在此,我衷心把它推荐给和我一样喜欢古典文学、喜欢钱钟书的书友,《容安馆札记谈艺录》值得拥有,买过绝不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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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沧州日报》约稿,2023年晒书单系列,我写了一篇《在责任与自由之间》(刊登时略有删改)分享给各位书友:

自从做起区域文化研究,我便基本结束了之前随缘任性的自由阅读,转为有目的地查阅一些与乡邦有关的文献史料,大部分是影印的电子版,实体书反而购买得不多。尤其最近两年,随着出版任务的增多,我逐渐淡出了网络联坛,而对诗联的热爱,并没有完全割舍,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喜欢的书籍,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买来翻阅:一些是同光体诗人的著作,一些是谈狐说鬼的志怪小说。我还不能像董仲舒、闻一多那样不窥园、不下楼,而像是一头拉磨的驴子,偶然停下脚步,嗅着门外春天草地的气息,嘶鸣一声,然后继续低头前进,与之不同的是,我没戴眼罩,看得清方向,我是一头有责任的驴子。

2023年我的书单
张华腾《清末新军》(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华书局)
来新夏《北洋军阀》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渊龙、符双之《湘绮楼联语校注》(中国文史出版社)
刘安定《吴熙联语笺注》(湘潭大学出版社)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四册(朝华出版社)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上下、《散原精舍诗别集》(朝华出版社)
陈衍《石遗室诗话》上下(朝华出版社)
于景轩、李贵银《中国历代碑志文话》上中下(辽海出版社)
焦亚东《容安馆札记谈艺录》(上海三联书店)
刘朝飞《志怪于常》(浙江古籍出版社)
朱海《妄妄录》(文物出版社)
凭虚子《狐媚丛谈》(文物出版社)
破额山人、佚名《夜航船•鬼董》(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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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与旧书结缘# 青灯有味,与古为徒

      三四十年之后,当我坐在书桌旁回忆自己读书经历的时候,还会记起小学暑假的一天。那天中午,老姨为我买了一本《少年文艺》,成为我的第一本课外书。1984年,我考上青县第一中学,那时的校园还在新华路中段,现在的信誉楼对面。学校的南头有阅览室,每周都有一节阅读课。我第一次面对整屋子的书刊,茫然不知所措,胡乱地翻阅,看过的书早已没有了印象,只记得有一次借阅时被老师拒绝了,因为我想看张恨水的《金粉世家》。高中3年,是我青年时期读书最多的一段时光,也是改变我命运的转折点。那时一个月两元就可以办一张学生借书证,一次可以借两本,带回家慢慢读。我搜罗了五六张同学们闲置的借书证,一次可以借十多本,《红楼梦》《封神演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宋词选》《全唐诗》以及大部分的世界名著都是那时候读的。这么多书不能全部带回家,只有在课堂上偷阅。因此,在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名著的同时,也荒废了学业。1990年,大学考试之前,我就肄业谋生了。知识改变命运,一点不错。

步入社会之后,我读书的习惯并没有丢掉。因为自己有了收入,便会隔三差五地去邮局买《诗刊》《星星诗刊》《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杂志,去书店买《王朔作品集》《随园诗话》《梦的解析》《百年孤独》等书。那个时期基本还是盲目的阅读,并不知道读书需要挑拣好的版本。接触版本目录学是在1998年之后,当时结婚不久,生活拮据,只好出售自己的藏书,没想到,从此步入了旧书行业,一卖就是20年!在这20年间,我去过很多旧书市场,看过很多古旧书籍,结识了很多收藏朋友,让我对读书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县一中的黄清奎老师,他推荐我读钱钟书的《谈艺录》,我用了大半年啃完了此书,并对中文部分作了简单注释,随后又通读了《管锥编》。这是我接触学术著作的开端,之后陆续地翻阅顾炎武、赵翼、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余嘉锡、钱穆、冯友兰等人的著作,也不觉得特别费力。

2013年,我又认结识了沧州著名学者孙建先生,他引领我做区域文化研究工作,为我拷贝了《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四库禁毁书》《续修四库全书》《清人诗文集》以及全国各县历代县志等十几万种电子书,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对中国古代典籍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这些海量的图书虽然不可能逐一阅读,但在学习工作过程中不断地翻阅利用,也是受益匪浅。最近五六年,是我人生中读书的第二个高峰期。2015年,我偶然注册了中国楹联论坛,我的兴趣又分了一半给对联和诗词,《历代诗话》《清诗话》《古今联语汇选》《联话丛编》等书成为我新的精神食粮。

而今,我年近半百,回顾自己三四十年的读书生涯,由于辍学太早,缺少名师指点和学术训练,知识不成体系,专业缺乏深度,用庞杂二字,足已概括。

假如上天再给我三四十年的读书时光,当我临终前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因为我的整个生命都在与书为伍,这是我无悔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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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你的藏书专题# 我的藏书
我的藏书不多,不足一万册。
每位初次到我家的朋友,都会问我一个经典的问题:这些书你都读过吗?我苦笑着摇头,说并没有。我只是大概知道它们的内容,当我需要某种资料,或者心血来潮想读某书时,能够准确地找到它们而已。
我没有固定收入,又不喜欢赚钱,因此买不起解放前的线装古籍和新近层出不穷的大套丛书。我曾经历时数年,集齐过一套中华书局的《二十五史》,289本,都是七十年代灰白封面带书舌的那种,品相很好,除去前四史,都是一版一印。它们浩浩荡荡地占据了大半个书橱,因为一次生活变故,被我六千元钱卖掉了,之后,便再也没有心力去重新凑一套。
我的藏书来源大致有三种:自己购买,师友馈赠,自己编撰。当然,后者的数量极少,可以忽略不计。师友馈赠的部分,很多都是签名本,它们承载着我的情感,记录着我的交游,每一本背后都隐藏着故事,是我最为宝贵的收藏。
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和沧州、青县有关的史料、文集,大约一千多册,其中不乏内部发行市面极难见到的,如宣纸线装的《青县志》、九十年代出版的《青县民间文学》《青县文史资料》,以及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影印的《万历沧州志》《王太史集》《秋枰新语》《明代进士登科录辑存》等。二是与楹联相关的,大约五六百册,其中较为珍贵的有龚联寿主编的《联话丛编》,刘太品主编的《名家联集丛稿》,金锐、王永江、莫非、吴文博等人编纂的《甘棠丛书》,莫非编印的《楹联日历》,温本理自印的《寒天联稿》等,这些书的编撰者,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三是中国古典文学,它们的数量最多,将近藏书的一半,其中较为罕见的有香港太平书局《全本金瓶梅词话》、香港天地图书《会评会校金瓶梅》、梦梅馆《梅节重校本金瓶梅词话》等,至于中华书局《文苑英华》《资治通鉴》《全唐诗》《元诗选》《列朝诗集》等,部头虽大,价格也不菲,但因新版较多,故不足为奇。值得一提的是,我把近现代的学术著作,也归入了此类,如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钱钟书《管锥篇》《谈艺录》等,它们和顾炎武《日知录》王鸣盛《蛾术编》、赵翼《陔余丛考》等书并肩而立,倒也毫无违和感。四是中国当代文学和外国名著,约有一千多册,其中读过两遍以上的,只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唐吉诃德》《红与黑》《福尔摩斯探案集》《白鹿原》《三体》等,寥寥可数。我曾经热衷于收集网格本,一次偶然以十元购进意大利诗人托尔夸托·塔索的《耶路撒冷的解放》,现在孔网已经炒至一两千元,这可能是我藏书中升值最多的一本。五是红色书刊,约三四百册,多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可读性差,只因大部分已经绝版,出于囤积居奇的逐利目的而收藏。如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等红宝书,《沙家浜》《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样板戏,《红旗》《红小兵》《红炮兵》等杂志。但这些书的升值速度,似乎还赶不上人民币的贬值速度,好在价格稳定,不至于亏本。
如果按装帧形式来分,除去常见的精装、软精装和平装之外,还有线装、卷轴装、经折装和裸脊装。线装书都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如《张之洞文墨集》,杨绛手书《槐聚诗存》,强卫持赠的《薤露集》,谷秋生惠赠的《孙子兵法》《大学中庸》等。卷轴装有蒋燿强馈赠的潘绮书《百潘书法长卷》。经折装有《清探花张之洞殿试策》《清状元潘世恩殿试策》《清探花潘祖荫殿试策》,孙建赠送、王学武装裱的《纪晓岚砚铭言印说》,还有我自己编印的《鲸川赋》等。裸脊装有张徽贞《遇见沧州》、吴思妤《风情沧州》、孙建《芦园好风景旧曾谙》,以及我协助青县政协编纂的《御河青县》等。
综观我的藏书,既无古籍善本,又非汗牛充栋,我不是藏书家,只是一个与古为徒的无业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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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名著丛刊》捡漏记
初见《艺林名著丛刊》,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我还做着旧书生意,每周六都坐长途汽车去天津淘书,当时天津最大的旧书市场在南开文化宫,位于南开区白堤路,俗称“三宫”。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又说“没利不早起”,一点儿不错,为了第一时间赶到书市,我都是坐青县最早的一班车,在天环下车,再倒公交609,基本上早晨六点半左右就到了三宫门口。夏天还好,冬天的六点半,天都还没亮呢!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由于时间太早,没有公交车,我从天环打车到三宫,三宫的大门要到七点才开,我和几位同样怀揣热忱的本地书友,蹲在门口互敬香烟闲聊,得知眼前这片司空见惯古建筑,来头可是不小!它最早是庄王府,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民国时被大军阀李纯买下,翻盖后成了他的的祠堂,解放后改成文化宫,还是郭沫若给题的字。
大门终于开了,人们鱼贯而入,卖书的开始摆摊,买书的守在摊前,眼睛密切注视着摊主拿出来的每一本书。一位绰号“鲁智深”的摊主——夏天这位老兄总是赤膊上阵,故意露出满胸满臂的刺青——掏出一摞旧书扔到摊布上,身旁一位眼镜男迅速拿起一本蓝白封面的书,问价十元,没有还价,马上掏钱。我留意看了一眼书名,是《艺林名著丛书》。当天上午,我在书市的门店里发现了此书(当时的部分建筑还对外出租,现在进门都需要买门票了),翻开一看,是书画方面的专著合集,要价二十五,我对书画一知半解,却也听说过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录》,直觉有利可图,便讨价还价,以十五元买了下来。之后在天津又遇到过几本,都是买回青县以二十五元卖出去的。
今年十一月,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买一本和青县马厂有关的书(我早已不再经营旧书,转为地方文化研究),顺便浏览该书店的书目,发现这本《艺林名著丛书》,八五品,标价二元,这个价格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仔细看了图片,确认没有严重破损,便加入购物车一道买了下来。几天后,书寄到了,我发现品相还行,自然旧,内页没有勾画,只是书脊的上下两角被粘上了保护性的透明胶带,扉页和书口印有“李平”的印章,这位李平,不知是否中国篆刻网主编,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扉页的反面,我发现了沙孟海的题字——墨趣。我对书法完全外行,但从残留纸上的那根笔颖,毛笔墨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真是沙孟海的亲笔,我想也算是捡了一个小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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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书摊
九十年代末,为了糊口,我每周六上午,都会去旧书市场淘书,渐渐地结识了很多书友,其中不乏精通版本目录学的资深买家。众所周知,常年逛旧书摊的,绝对都是爱书成癖的人,然而有一个却是例外,我一度认为,他不应该出现在旧书市场上。
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总是穿着某机械厂的工作服,袖口还沾着油渍。当然,我绝没有任何职业歧视的意思,主要是因为,他对面前的每一本书,都要通过电话,介绍该书的内容和价格,逐一咨询是否要买,哪怕是一本司空见惯的工具书或者毫无价值的垃圾书,这个奇葩的行为,逐渐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按我的估算,他一上午的电话费,应该超出了所购书籍的价值。他的电话是打给谁的?为什么一个对旧书一无所知的人,却热衷于逛书摊?
有一天,在一个熟悉的书店中,我目睹此人耗时二十六分钟,只买了四本书,总价五十五元。他走后,我好奇地问店主,认识这人吗?店主说不认识,他每次来都是这样,先询问这周新来的书,然后逐一咨询,或买或不买,也许他的电话不花钱。
时隔不久,我终于通过一个书友,了解了此人的情况,原来他是张老师的儿子。在我们这儿的旧书市场里,提起张老师,可谓无人不知,他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旧书市场上最忠实的顾客,无论刮风下雨,只要有卖书的,就会看到他的身影。“张老师得了半身不遂,卧床不起了,他让儿子替他来逛书摊。”原来如此!难怪这些天没见过张老师。我暗自唏嘘,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买书还有意义吗?尤其是他的儿子,显然并不热衷于此。
半年之后,那个张老师的儿子,忽然在旧书市场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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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耶路撒冷的解放》
这本书是我二零零几年在沧州金街旧书市场十元买的,具体时间和卖家都忘记了。那时我每逢周六都去沧州卖书,摆摊的同时免不了和同行互相交流,所以和当地的书商都很熟。当时孔网创立不久,上网的人还比较少,应该是我们对这网格本的价值都缺乏了解,我是因为家中没有此书而随便一问,卖家则因为是熟人而报了一个最低价。当时的网格本常见的才卖三五元,这个十元的价格明显是参考了此书的厚度。我知道网格本很多,不容易凑齐,也一直没有凑齐的欲望,只是见到没有的,价格不超过二十元的就买下来,有一搭没一搭。说来惭愧,我虽然是因为喜欢读书而卖书的,但对外国诗歌并无兴趣,所以买来之后便插在一排网格本中,一次也没有翻阅过。这书就这样静静地在我书柜里躺了十多年,直到2014年,我在孔网上开了书摊,才不经意间发现此书网上极少,价格都过千元。欣喜之余,便以900元的价格挂在了店里,不久有人下单,是位河南的书友,他没有付款,而是通过留言和我讨价还价,砍到了550元,并承诺直接资金平台转账给我,我同意了。但最终那人还是通过正常渠道付的款,我也没有计较,无非是几十元的交易费而已。当年收集的那批网格本中,还有几本价值一二百元的,陆续也都卖掉了,再后来随着我对沧州区域文化和诗词楹联的热爱,彻底失去了对外国文学的兴趣,现在唯一遗憾的,是在拥有《耶路撒冷的解放》时,没有认真地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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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金庸全集》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我最早阅读金庸是在1985年,电视剧《射雕英雄传》播出不久,当时正上初中,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为了买连载着《神雕侠侣》的《搏击》杂志,中午顶着烈日去邮局报刊亭的情景。
说起《金庸全集》,自然是香港明河版和台湾远景版最早,而且珍贵,但在大陆太过罕见,很难凑齐。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宝文堂出版过《鹿鼎记》《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等,好像没有出齐。当时的金庸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很多出版社都出版过,比如百花、春风、海峡、时代、安徽、山东、四川、湖南等文艺出版社,吉林、陕西、海南、青海、西藏、内蒙古等人民出版社,基本上都是未经授权的盗版,印刷质量良莠不齐。大陆第一种正版的《金庸全集》是三联版,1994年初版,全套三十六册。因为市场需求巨大,虽然不断重印,盗版仍然铺天盖地。二零零几年,我在天津古文化街里面的一家旧书店里,看到一整套三联版《金庸作品集》,纸墨都很好,每一本封底都有圆形防伪贴,翻开书衣,内封面的书名也非常清晰,我初步判断应该是正版,于是问老板:“这套多少钱?”老板和我也是熟人,说:“你要按二百吧。”我稍一沉吟,回了一句:“一百八吧,五元一本好算账。”“行,给你吧,还有个箱子。”当我看到他从柜台下面抽出的原装纸箱,更确定是正版的了。出门之后,一个老大爷诧异地和我说:“五元买这个?地摊上二元一本有的是!”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后来这套书被一个保定书友买走了,卖了四百元。多年之后,《金庸全集》的版本越来越多,如广州(花城)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宝文堂等,现在买一套正版的《金庸全集》,只是价格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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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二十五史》的故事
自卖书来,一共经手了多少套《二十五史》(中华书局289册),我也记不清楚了,其中印象较深的有三套。
第一套大约是在2005年前后,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天津旧书市场上凑齐的。先是《史记》十册、《三国志》五册、《梁书》三册、《陈书》二册……这些比较常见的,没用几个月就凑了十多种。后来开始特意寻找《汉书》《后汉书》《旧唐书》《新唐书》《北史》等,我把缺少的书目抄在记事本上,每个周末去天津都随身携带,到2005年底,除了《宋史》四十册、《清史稿》四十八册,基本上都凑齐了。《宋史》我是一次买了38本,后来又配上了两本,《清史稿》则一直等到明年的秋天,才和一家书店老板预订购得。《清史稿》比较贵,好像是六百多,其它的差不多平均十元一本。这些书大多是七十年代的灰白封皮,带书舌的那种,也有几种八九十年代的绿皮书,品相则参差不齐,在当时,这已经是我的镇店之宝了。这套书后来被青县的一位律师买去了,卖了4500元,那是我卖书以来营业额最高的一天。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认识了不少书店老板,知道谁家里有《二十五史》,很快又凑齐第二套、第三套,由于买多卖少,入不敷出,那一段的生活很拮据。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天津书市遇到一名上大学的东北小伙儿,他表示年底放假想买一套《二十四史》带回家,我们互留了电话,没想到腊月的一天,他真的找到了我。我请他吃了午饭,回家甩下《清史稿》,把241本书打包成三个大纸箱,开着电三轮去邮局。因为年底,邮局取消了普通包裹业务,走挂刷又都超重,我们只好当场拆开,我开车回家再取纸箱,回邮局的路上电三轮没电了,急忙返回家换成电动车赶回去,而他回家的火车也马上到点了,我又骑车把他送到车站,真是焦头烂额的一天!
再后来,我注册了孔夫子旧书网,在上面配书就更加方便了。陆陆续续又凑齐了几套,每凑一套,我都会把其中品相最好的留下,经过一次次地升级,我家中收藏的《二十五史》都是一版一印的九品书,成为我卖书二十年最大的收获。2017年底,由于生活发生了一点变故,我急需用钱,在2018年正月初三,我联系了一个朋友,将那套《二十五史》六千元售出了。当时万念俱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书插架十年,朝夕相对,时须摩挲翻检,今日鬻之,颇有司空图“亡书久似失良朋”之慨,尤怀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之恸,书乎,书乎,吾缘尽耶?”困难过去之后,我感觉自己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心力憔悴,再也没有勇气去凑齐一套《二十五史》了。(图片非最后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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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记
 
2016年3月的一天,经常在一起摆摊的古玩商老赵问我:“线装书你要不要,在乡下,有一堆。”当时的线装书价格已经很高了,我担心是《四书五经》一类的大众货,追问了一句:“都是什么书,品相好吗?”老赵回忆了一会儿,说:“都有皮有底儿,一大箱子好几十本,像是《奇门遁甲》。”我从来没见过几十本一套的《奇门遁甲》,说:“行!大概多少钱,哪天咱们一起去看看。”老赵说:“我也不知多少钱,卖的那家更不懂,你们看着商量,买成了给我提一百块钱就行。”我说:“好!”
老赵五十多岁,家里种着十几亩地,半农半商,主要是盘乡收售瓶瓶罐罐,认字不多,人很纯朴。没过几天,他就在青县附近的一个乡村集市给我打来了电话。我骑车赶到,卖家已经蹲在路边和老赵说着什么,我注意了一下,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脸色古铜,不像是常年跑市场的商人。他自称姓韩,是本村农民,他有一个老爷(爷爷的弟弟),生前做阴阳先生,无儿无女,死后这些书就都传给了他,他自己又看不懂,放着也没用,所以想全部卖掉。由于集市上人多嘴杂,我和小韩就到附近一个僻静的胡同口清点数量。现在回忆起来,有《协纪辩方》八册、《入地眼》四册、《一贯堪舆》八册、《奇门遁甲》七册、《地理琢玉斧》四册、《地理天机会元》十六册,还有一些不成套的残本,大概有六十来册,都是民国的石印本。当时小韩强烈表示就在这里私下谈价成交,我觉得不能因为一百元钱把老赵甩了,就婉言拒绝了。回到路边集市,我和老赵说:“不到六十本,有的不全,平均按五十元一本,一共三千,你的一百我另给。”老赵说:“行,你等下。”于是我帮他看着摊,他去和小韩商量了一会儿,回来说:“你再加二百,他要三千二。”我没犹豫,点出三千三给他,说:“你的一百在里面。”他接过来把那一百放到另一个口袋,拿着三千二千去找小韩。于是我开始收拾装箱,看到不远处的小韩接过钱,从中抽出二百给了老赵,转身离去。
这些书我很快都卖了,赚了一些钱。我偶尔会想起那位看风水的韩老先生,不知道他跑了多少兵荒马乱的城市,花了多少省吃俭用的铜钱,经过多少年才积攒下来的这些书,就这样被三千元钱卖掉了,不足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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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书杂记之捡漏
我是从1998年开始贩卖旧书的,至今二十多年了,其间经历过很多有趣的故事。记得是2006年,也许更晚一点儿,当时天津的旧书市场主要在周四的沈阳道和周六日的三宫(今李纯祠堂)。沈阳道旧物市场是一个早市,夏天半夜三点就有人了,打着手电筒,在黑黝黝的胡同里晃荡,影影绰绰,像一群幽灵。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必须赶在大队人马到来之前抢先巡看各个摊位,圈儿里的行话叫“看头一水”。
那天和往常一样,天还不亮,有些摊主坐着聊天,不急于摆摊,他们都是专业卖家。趁黑摆摊希望尽早开张的大多是业余人士,卖一些自己家里的藏品,到点儿他们就要回家吃饭上班了。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一个人正打开袋子往外掏书,这是捡漏的第一时间,我快速走过去,很快又围上来四五个人,他们都和我一样是专业淘书的。借着手电筒的亮光,我仔细盯着卖家一本本地往外拿,开始是几本常见书,忽然掏出一本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我急忙拿到手里一看,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的上册,我问:“这本多少钱?”摊主说:“还有一本,两本十元。”说着,从旁边一人手里收回那本下册递给我。当时的卖家和买家都非常懂规矩,因为是我先拿到手的,那个人也没说什么,我付钱走人,心中窃喜,因为我知道这套书拿到沧州可以卖四十元。才走几步,发现有人紧跟着我,正是那个看下册的人。他大约五十岁左右,消瘦的身材,带一副近视镜,边走边和我攀谈,问我是哪里人,干这行多久了,逐渐聊到这套书,问我:“现在沧州价是多少钱?”我虚报了一点儿,说五十。他非常诚恳地说:“五十让给我吧,省的你往回背了。”我因为家里有这套书,于是爽快地成交了。天亮后我在附近吃早点,他还为我买了单。之后我们在天津不同的书市经常相遇,很快成了朋友。那套1976年初版的《红楼梦新证》,现在孔网的价格也已经过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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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凶,兼值本命,心恒惴惴。孔子曰临难毋苟免,庄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愚未知天命,而临诸祸福,犹思趋避。爰取《周易》,静玩其辞,动占以卦,亦知吉凶悔吝,非下愚所能逆挽,但存夫乾乾惕若之心,顺天安命而已矣。孔子五十学易,庶无大过,愚年四十九,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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