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 历史的真实需要细节和学术考证(1)
——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的不同表述
4月5日，“孔网”拍卖1938年版《鲁迅全集》，经146次竞价，最终，以38200元落锤，由书友“燕子山僧”获得。
在落锤前一天，我看到该书拍卖信息，就网上查询1938年版《鲁迅全集》相关信息。关于鲁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是热门的话题，海量的资料存在，其中，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中国作家网”，是汇集《鲁迅全集》出版资料最集中的地方。官方、准官方(大学、著名出版社等)、"主流媒体"(官方参与的纸质媒体)、自媒体各有各的说法和侧重。但是，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经过，缺乏各阶段的具体细节；二是《鲁迅全集》出版发挥重要作用人存在多种说法，有蔡元培、胡愈之、许寿裳和郑振铎等诸种说法。
对以上诸种说法，最初，我对"胡愈之与首部《鲁迅全集》出版"一文较为认同，因为该文提供许多“细节”，并刊于《文汇报》，随着阅读的相关资料增加，特别是看了南京大学文学院葛飞撰写的《许寿裳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论文后，该文从《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不同的“鲁迅观”进行探讨，有较强的学术性，全文有40多个注释，而报纸媒体对“细节”是没有出处说明的，而其中一个“细节”令我生疑，它说胡愈之在《鲁迅全集》印刷时，因暴雨印制封面的漆布纸板全部被淹, “正当胡愈之一筹莫展时，上海国民政府举办大学生、高中生‘笃学报国’评奖活动，要印 5000个大红漆布纸板证书封面。负责评奖事务的上海参议会教育部长刘湛恩，是胡愈之早年同窗，他把纸板送到复社，将这批活儿交给了‘老同学’”，胡愈之“偷梁换柱”，将证书16开改为32开，省出印《鲁迅全集》的封面材料。对此，首先《鲁迅全集》印刷时，上海已沦陷半年多，国民党政府已撤离上海，其次，印刷时，胡愈之已离开上海一个多月。更甚是《文汇报》该文最后还说，胡愈之为弥补《鲁迅全集》没有将大量书信收入的“憾事”，“1946年，胡愈之、许广平将征集到的855封书信编成《鲁迅书简》出版。”而根据胡愈之年谱，1938年4月，胡氏离开上海后，1940年底，被廖承志派往南洋协助陈嘉庚先生抗日宣传，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直至1948年，胡氏才返回国内，胡愈之与许广平有十年以上没有交集，可见报纸媒体的种种“自圆其说”与历史真实的背离。
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过程的各阶段具体细节，与出版发挥重要作用人是相互关联的，研究这两个问题涉及许多重要资料，首先是许广平在该版《鲁迅全集》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目前，尽管据38年版《鲁迅全集》再版的有许多出版社版本，为确保“后记”无删改，我向书友“燕子山僧”提出拍照“后记”发给我的请求，得到慷慨无私的支持(图二、三)；其次是鲁迅先生逝世后至书出版后一段时期，许广平所藏书信选；三是"发挥重要作用人"的相关文献，例如:《蔡元培日记》和胡愈之的《我的回忆》，茅盾和胡愈之年谱等等；四是众多的相关研究资料和成果: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参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张小鼎的“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的四座丰碑——《鲁迅全集》四大版本编印纪程（节选）”五是众多媒体报导的相关内容，如:署名北塔所写“‘再三赐予援助’——也谈蔡元培与《鲁迅全集》”和“郑振铎与第一部中文版《鲁迅全集》”等等。需要对这些资料作疏理、关联和交叉印证等，才能产生客观的表述和有资料支持的观点。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对一个人死后的反应和葬礼上行为，是最能反映人性时刻和场景。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的结尾有:1936年鲁迅病重时，适逢高尔基逝世，有人“甚至不禁叹息说:‘为什么鲁迅不死，死了高尔基？’……奇怪的是，鲁迅真的死了之后，却又有不少人说：‘他的死，在中国，比苏联损失一个高尔基还要大。’”葛飞撰写的《许寿裳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是研究“鲁迅观”的当注意到，他认为是“许广平对于某些左派人士利用鲁迅之死大做文章， 深为不满。”许广平针对是一种现象，而具体的出处可能是“雪苇”写的《导师的丧失》:“我们的丧失鲁迅先生，比苏联人民的丧失M·高尔基更要悲惨万倍！”。鲁迅逝世后，蔡元培先生表现出崇高的人品和真正人文关怀，他接到许广平报丧后，同意加入治 丧委员会，次日写挽联并到万国殡仪馆吊鲁迅，最后，参加鲁迅的送葬；(图四)许寿裳可能是鲁迅从相识至死三十五年的唯一挚友(图七)，鲁迅逝世后次日，他写信给蔡元培提议出版《鲁迅全集》表彰鲁迅文化史地位，以版税支持鲁迅家人生活；郁达夫的《怀鲁迅》反映了他对鲁迅的真挚情感和文学的力量(图八)；革命派人士当然有悲伤的一面，同时，他们也想到鲁迅的葬礼和纪念对革命事业的推动(图五、六、九)。(待续) ...展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