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冀青，敦煌学研究所二级教授、兰州大学“萃英学者”。现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等职。
本书收录了我的40篇短文，曾连载于2015-2016年的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上。应《团结报》编辑王富聪博士之邀，我于2015年8月6日至2016年5月19日，在《团结报》的“文史周刊”上开辟一个专栏，题为“近代中国文物外流纪实",每星期四发表一篇文章，每篇长约2000字。第1篇文章前冠有一段“编者按”,说明该专栏的宗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的国门，并逐步渗透到神州内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西方列强不仅从中国攫取了大片领土和大量政治、经济权益，而且也掠走了数目难以统计的历史文物，现主要收藏于欧洲、北美、日本的各大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中。据不完全统计，近代流散到世界各国的中国文物，总数多达200万件以上，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从本期开始，我们开辟‘近代中国文物外流纪实'专栏，邀请专家解说近代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并介绍一批比较重要的海外藏中国文物。”因我本人侧重研究西域、敦煌考古史，所以由我撰写的专栏文章，主要想讲述丝绸之路沿线新疆、敦煌文物的外流故事。按照我的原定计划，连载文从19世纪初欧洲人对中国西域文物古迹的关注开始，一直持续到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次中国考察队在敦煌、新疆的考古计划及其失败。但因我自2016年起需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上，当连载到第40篇时，已感力不从心，不得不中断。而已发表的40篇连载文，尚未涉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严格意义上讲，这40篇小文章，均属于近代西域考古学史的范畴。2023年，甘肃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孙宝岩先生约我主编一套“丝绸之路考古史”丛书，我首先想到的是，应该将这40篇文章结集出版。根据文章的内容，我最初考虑的书名是“西域考古学的起源”。出版社后来申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时，为了名称响亮些，最终定名为《丝绸之路考古学的起源》。这里所谓“丝绸之路”,当然指的是途经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无关。正如新疆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一样，“西域考古学”也是“丝绸之路考古学”的核心部分。但无论是按照“西域考古学”的体系，还是按照“丝绸之路考古学”的体系，已发表的40篇文章在选题上显然存在着漏洞和不足之处。在本书出版之前，我本想写一篇前言，对文集的主旨加以介绍，对明显的漏洞加以弥补，可惜时间有限，只好简单提一下40篇文章的来源。至于文章的标题、格式等等，都尽量保持原样。众所周知，陆上丝绸之路兴盛于汉唐之际。位于今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郡(沙州)及其控制的两关(玉门关、阳关),是从丝绸之路河西段进入西域段的重要枢纽。两汉时期的西域南道、北道沿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南道、中道和新道沿线，隋唐时期的西域北道、中道和南道沿线，存在过于阗、龟兹、高昌、楼兰(部善)等数十个绿洲城邦，拥有星罗棋布的城镇、寺院、驿站、仓库、道路等建筑物，它们维系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至唐天宝年间爆发“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从南向北陆续占领了陇右、河西和安西四镇，致使陆上丝绸之路长期阻断，海上丝绸之路取而代之。唐朝灭亡后的千年间，原陆路沿线的古代遗址大部分被黄沙湮埋，逐渐被世人淡忘，为后世考古学家保留下大量的文物资源。“丝绸之路考古学”的主要对象，就是这批长期湮没的古代遗址及出土的各类文物。本书系“丝绸之路考古史丛书”之一。全书以近代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背景开篇，从遗物到遗迹、从个案到全体、从国内到国外，对丝绸之路早期的考古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溯源探究，包括最早流入欧洲的“佛塞斯搜集品”、李透代尔夫妇在中国西北的访古之旅、克莱门兹与国际“吐鲁番学”的诞生、藏经洞的发现时间、“国际中亚考古学探险协会”的成立、在东土寻觅西天梵经的第三次浪潮，等等。同时，作者还选配了100多幅图片，有助于读者直观地感知当时的考古情况。本书融知识性、故事性、资料性于一体，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极具可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