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闲章# 转载：【访谈】张广达：我将尽力表彰中华文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广达文集三卷：《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这是一套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著作。不慕荣利的张广达先生渐为两岸学术界理解。
父亲教会他与世无争
张广达家学渊源。张广达介绍，父亲张锡彤是燕京大学唯一没有出国留学资历而升教授者。“他对我的培育，使我较早知道怎么写论文、做研究。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我还很小，他经常带我进王府大街的近代科学图书馆（即今位于社科院考古所院内的社科院图书馆的前身）；我高中期间假期回家，他就有意识地带着我进燕京大学图书馆找材料，给我打下了检索文献的基础。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有一种为人要懂得谦逊的家教。再有，父亲要我刻苦，但从来不主张我争什么，所以我渐次学会了与世无争。”
1949年，张广达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历史系。当时，齐思和、聂崇岐、孙楷第、翁独健等教授在系内任教，这让张广达不仅亲承一流学者教诲，也接受了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卓越老师的言传身教。1952年，大陆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市内沙滩迁至西郊，以燕园为校区。张广达1953年毕业时成了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班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张广达赶上了因院系调整，大师云集于燕园的岁月。
谈起在大陆的故交，张广达兴味盎然。张广达的夫人徐庭云就读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任教中央民族大学，他们家和王钟翰同住一楼。而张广达1978年在北大历史系恢复教职后，得与王永兴先生在学术上交往。我谈起两位王先生与陈寅恪先生都有师承关系，但与陈先生这一代学者相比，不免浪费了许多光阴在运动里，殊为可惜。张广达说：“是很可惜，这一点恐怕是很多念书人的共同感觉，在惴惴不安的生活中，很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不是在正常心态下生活，不可能有什么成就。”我们议论这一情况，也感佩许多知识人在多灾多难之中还是埋头学术研究。张广达说：“中国的文明能够一贯延续下来，这是值得研究的，与很多的古代文明国家相比，这一点尤为突出，像希腊文明等都断了，而中国历代总有一些人起着脊梁骨的作用。”
二十余年来，张广达奔波于海外，靠在多地教学为生，但常住地是巴黎。张广达任教美国费城宾州大学（UPenn）期间，匹茨堡大学的许倬云先生到访该校。其后，张广达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三年，其间和余英时先生在学术上有了交往。
金庸读博士不容易
我提起金庸正在随剑桥大学的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张广达曾就麦大维的《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一书作过简单评述，于是我寄过一套“张广达文集”给金庸。张广达笑道：“金庸的小说，我一本也没看过。我去剑桥的时候见过麦大维，在那篇书评中，我只是觉得唐代还有在律令体制的基层工作的士大夫，也应该给予充分的注意。金庸这么大年纪还去读博士，不容易。”
我问：“在西方世界生活了这么久，如何看待所谓的‘国学’？”张广达说：“我觉得国学在知识论和科学认知方面有所欠缺，但有助于培育人的精神境界，西方往往由于个人的一些烦恼就得找心理医生求得辅导。此外，中国的学者自孔孟老庄以下，不管是老庄提倡个人解脱，还是孔孟要入世，都从不同角度要求对社会有所关怀，这是中国学问独到之处。这也是我觉得保留着更多的传统学问的台湾比别处好的地方。至于我个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王阳明的《瘗旅文》曾在我跌倒后召唤我重新上路。”
我说：“听黄进兴先生说，你非常关心台湾的时局，每天晚上都看台湾新闻。”张广达说：“现在台湾表面看很乱，但是它的民主体制初步建立了起来，两党交替也粗具规模。只要我有工夫，睡觉之前都看一眼名嘴们的讨论，因为一个念历史的人还是要关怀现实，研究过去是为了关怀未来。”
名家访谈：“不能简单袭取大唐时代的辉煌”
访问前几次电话联系，我在电话里特别说明等我到了台湾大学校门时，再请他骑单车过来见面。张先生还是早早就在台大门口等候了。我们沿着台大校园的椰林大道边走边聊，初次见面便有许多共同的话题。
“北大”的土与“燕京”的洋
时代周报：1949年考大学时，你怎么去读物理系呢？
张广达：那个时候凡是念书好的学生，都要报考理工，你要是第一志愿就去念文科，表示你理科不行。那时候就是年轻不输这口气，表明我也是可以念理工的。我学数学、物理理论不成问题，但是我动手操作能力有问题，我的物理实验的误差往往在两位数以上，一次实验不及格可以， ...展开全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广达文集三卷：《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这是一套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著作。不慕荣利的张广达先生渐为两岸学术界理解。
父亲教会他与世无争
张广达家学渊源。张广达介绍，父亲张锡彤是燕京大学唯一没有出国留学资历而升教授者。“他对我的培育，使我较早知道怎么写论文、做研究。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我还很小，他经常带我进王府大街的近代科学图书馆（即今位于社科院考古所院内的社科院图书馆的前身）；我高中期间假期回家，他就有意识地带着我进燕京大学图书馆找材料，给我打下了检索文献的基础。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有一种为人要懂得谦逊的家教。再有，父亲要我刻苦，但从来不主张我争什么，所以我渐次学会了与世无争。”
1949年，张广达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历史系。当时，齐思和、聂崇岐、孙楷第、翁独健等教授在系内任教，这让张广达不仅亲承一流学者教诲，也接受了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卓越老师的言传身教。1952年，大陆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市内沙滩迁至西郊，以燕园为校区。张广达1953年毕业时成了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班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张广达赶上了因院系调整，大师云集于燕园的岁月。
谈起在大陆的故交，张广达兴味盎然。张广达的夫人徐庭云就读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任教中央民族大学，他们家和王钟翰同住一楼。而张广达1978年在北大历史系恢复教职后，得与王永兴先生在学术上交往。我谈起两位王先生与陈寅恪先生都有师承关系，但与陈先生这一代学者相比，不免浪费了许多光阴在运动里，殊为可惜。张广达说：“是很可惜，这一点恐怕是很多念书人的共同感觉，在惴惴不安的生活中，很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不是在正常心态下生活，不可能有什么成就。”我们议论这一情况，也感佩许多知识人在多灾多难之中还是埋头学术研究。张广达说：“中国的文明能够一贯延续下来，这是值得研究的，与很多的古代文明国家相比，这一点尤为突出，像希腊文明等都断了，而中国历代总有一些人起着脊梁骨的作用。”
二十余年来，张广达奔波于海外，靠在多地教学为生，但常住地是巴黎。张广达任教美国费城宾州大学（UPenn）期间，匹茨堡大学的许倬云先生到访该校。其后，张广达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三年，其间和余英时先生在学术上有了交往。
金庸读博士不容易
我提起金庸正在随剑桥大学的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张广达曾就麦大维的《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一书作过简单评述，于是我寄过一套“张广达文集”给金庸。张广达笑道：“金庸的小说，我一本也没看过。我去剑桥的时候见过麦大维，在那篇书评中，我只是觉得唐代还有在律令体制的基层工作的士大夫，也应该给予充分的注意。金庸这么大年纪还去读博士，不容易。”
我问：“在西方世界生活了这么久，如何看待所谓的‘国学’？”张广达说：“我觉得国学在知识论和科学认知方面有所欠缺，但有助于培育人的精神境界，西方往往由于个人的一些烦恼就得找心理医生求得辅导。此外，中国的学者自孔孟老庄以下，不管是老庄提倡个人解脱，还是孔孟要入世，都从不同角度要求对社会有所关怀，这是中国学问独到之处。这也是我觉得保留着更多的传统学问的台湾比别处好的地方。至于我个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王阳明的《瘗旅文》曾在我跌倒后召唤我重新上路。”
我说：“听黄进兴先生说，你非常关心台湾的时局，每天晚上都看台湾新闻。”张广达说：“现在台湾表面看很乱，但是它的民主体制初步建立了起来，两党交替也粗具规模。只要我有工夫，睡觉之前都看一眼名嘴们的讨论，因为一个念历史的人还是要关怀现实，研究过去是为了关怀未来。”
名家访谈：“不能简单袭取大唐时代的辉煌”
访问前几次电话联系，我在电话里特别说明等我到了台湾大学校门时，再请他骑单车过来见面。张先生还是早早就在台大门口等候了。我们沿着台大校园的椰林大道边走边聊，初次见面便有许多共同的话题。
“北大”的土与“燕京”的洋
时代周报：1949年考大学时，你怎么去读物理系呢？
张广达：那个时候凡是念书好的学生，都要报考理工，你要是第一志愿就去念文科，表示你理科不行。那时候就是年轻不输这口气，表明我也是可以念理工的。我学数学、物理理论不成问题，但是我动手操作能力有问题，我的物理实验的误差往往在两位数以上，一次实验不及格可以， ...展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