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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得画家郭生老先生与家人生活照,及其家人往来书信数十封,尤其是老先生亲笔写给女儿的书信,在那个时光慢的年代尤为珍贵,特塑封珍藏之。

郭生,1921年生,山西平遥人,别名亦群。1938年在部队从事美术工作,1942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历任八路军战斗剧社美术队创作员、四川省美术工作室副主任、四川美术学院附中校长、成都画院副院长。擅长版画创作,作品有年画《毛主席与劳动模范》,壁画《民兵大战蒲阁寨》,版画《红旗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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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艺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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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在书中找寻古人的浪漫# 周日去古玩市场里看到一通清代北碑刻,被搁置在店铺过道前,又是一夜的雨水冲刷,字迹清晰可辩,笔画含筋露骨。围栏相隔,一边是喧嚣的马路,一边是吵杂的书市,店铺开门营业大约要九点钟以后。

围栏这一侧,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在书摊兀自坐立,在闹市处,在人堆外,就这样,独处一隅,在古旧书、老物件里,白纸黑字间品读岁月如歌,人生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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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读与藏# 在我还没有收入的穷学生的时候,有一次陪父母去亲戚家做客,无意见到了他们家的一个书房兼卧室的房间,书柜里书籍不多,其中一本文学书籍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未顾忌太多,未经得同意便擅自取来阅读,被委婉拒绝了。那时候,作为学生的我,哪里懂得察言观色,对一个学生来说,有兴趣去翻阅一本书是一件多么值得鼓励的事情。也许是我太后知后觉,再被婉拒后,仍然亳不知趣地拿着书不放手。

工作之后,自己有了收入,无论是装修讲究的图书大厦,还是街头巷尾的小地摊,
亦或是网络间,淘书已是寻常事。无论出差还是旅行,只要是有书店的地方,就格外能引起我的兴趣。

现在,手里拥有一本同样的书籍;但每次翻阅起来,总会不自觉回想起当年那令人难堪的一幕。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遇到自己喜欢的书籍,不惜重金买,或阅读,或收藏,才觉得不虚此行,仿佛书籍也是照亮我人生旅程的一道光。我也很庆幸,曾经有那么一次人生课,也让我知书、爱书,更喜淘书、藏书。

翻开一本书,让淡淡墨香弥漫开来,直到让字里行间的文字背后的灵魂与你相遇,引发共鸣,什么快乐,什么忧伤,慢慢地品味起来倒更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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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读与藏# 说起旧书籍,我就特别喜欢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书籍装帧。那时候人们做事情普通做艺术品一样用心,因为好的封面设计,仿佛给书本也赋予了生命。它的风格、色彩、配图、用纸,就是那么朴实无华,就是那么浑然天成,一卷在手,其乐无穷。

在中国古代,书籍并没有“装帧”一词,而是装订,即艺术设计和工艺制作的总称。据记载,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是商代甲骨文,这种文字出现后,书籍才开始萌芽。

清代藏书家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论述了装订艺术:“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应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即书籍装帧的原则是保护书籍完好,使阅读功能和审美要求辩证地统一起来,而绝不是单纯的装饰华丽。这一原则对于现代的书籍装帧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好的书籍装帧与内容相得益彰,能够让读者获得更多内容和文本之外的惊喜,令人好奇、心动,忍不住触摸和翻阅。

就像下图中我在古玩市场拍的那位道士,那一身道服就是绝出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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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端砚一方,在砚台盒正面有“半部堂”三字,右边题字:“道光二年秋,赵丁刻铭”,上有印章一枚。木砚台盒,质地坚实,造型质朴,工艺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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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插图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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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飞人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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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源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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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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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贯穿了许渊冲的一生。他由着这支笔横跨古今中外,也由着自己便是百岁也少年意气、率性张狂。“To be or not to be”这一莎士比亚的名句,他认为正确的译法是——要不要这样过日子?这也是他叩问自己一生的问题,而他的答卷今日画上句点。

两个月前,许渊冲刚刚过完他的百岁生日。许渊冲喜欢吃汉堡、喝可乐,他喜欢从夜里“偷时间”,深夜是他工作的黄金时段,他爱在园子里赏景。他的名片上印着“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他说自己是“狂而不妄,句句实话”。
许渊冲与中国共产党同龄,成长于红色热土江西,求学于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并最终扎根燕园,在中外文化互译的舞台上躬身治学八十余载,成就了“不老松”的传奇佳话。退休以后,许渊冲每天对着台式电脑,从晚上十点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晚上对他而言是黄金时段,是“高产期”。

1935年,许渊冲的表叔熊式一所改编的《王宝钏》和《西厢记》轰动欧美,年仅14岁的许渊冲为之一动。考取西南联大后,许渊冲被问及梦想时,脱口而出“想做表叔那样的著译家”。表叔的成功,在许渊冲的心中早已埋下了梦想的种子,这颗种子伴随着知识量的增加,不断生根发芽。

颇为意外,许渊冲的翻译之路起源于一首情诗。“一样是明月,一样是隔山观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林徽因在徐志摩去世后所写下的这首朦胧诗歌《别丢掉》,是友情,也是爱情,很真,很美。许渊冲将此诗译为英文,寄给了朦胧的意中人,可岁月漫漫,回音遥遥无期,许渊冲足足等了50年,才收到心上人的回信。终究未成的爱情故事,也许是命运的捉弄,但是许渊冲在翻译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许渊冲对一字一词一句的精雕细琢,搭建起东西方沟通的桥梁。他的翻译领域涉猎甚广,风韵古诗、宋词元曲、明清戏曲、英法名著无所不及,样样精通。是他,让西方人领略李白的浪漫飘逸、李清照的语浅情深、西厢记的真挚情感。更是他,让东方人认识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当西方的莎士比亚遇上东方的汤显祖,同一时代人物的美丽邂逅,是东西方文化自身所饱含的美,也是文学翻译所创造出来的美。

许渊冲说:“只有根据中国学派的理论来进行文学翻译,才能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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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网少见

早年在成都文殊院高价收购。

贾题韬赠南怀瑾题签本《大唐三藏圣教序》
象棋大师贾题韬
国学大师南怀瑾
两人皆是佛学家
有过较深的交往

怀仁集王羲之《三藏圣教序》,咸亨三年(672)建于京城长安弘福寺。《三藏圣教序》是唐太宗为表彰玄奘法师赴西域各国求取佛经,回国后翻译三藏要籍而写的。碑石高9.4尺,宽4.2尺。共30行,行80余字不等。现在陕西西安碑林。

由于怀仁对于书学的深厚造诣和严谨态度,致使此碑点画气势、起落转侧,纤微克肖,充分地体现了王书的特点与韵味,达到了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平和简静的境界。”

《怀仁集王圣教序》是唐人敬重王羲之书法的体现,也是众多集王羲之书法碑刻中最成功、最有影响的一通。

因此,贾题韬赠南怀瑾题签的这本《大唐三藏圣教序》更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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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榴花妖艳烘,

绿杨带雨垂垂重,

五色新丝缠角粽。

金盘送,

生绡画扇盘双凤。

正是浴兰时节动,

菖蒲酒美清尊共,

叶里黄郦时一弄。

犹瞢忪,

等闲惊破纱窗梦。

──《渔家傲》宋·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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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画人生# 在现代书法史上,于右任始终是位备受关注的风云人物。尤其在中晚年间,他创造性地以碑入草,融章草、今草于一体,将碑学推向了碑草书这一碑学最高发展阶段。同时,凝心聚力首创“标准草书”这一书体,晚年又因偏向于章草,陷入争议中。于晚年局限于章草的“三长”,皆违背了书法艺术精神。

他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四大原则,倡导“标准草书”运动。追溯20世纪的中国书法,早期,碑学走向成熟;晚期,强调书体创新。而在这两个时期中,于右任始终是一位备受关注的风云大家。

沃兴华在《论于右任书法》一文中讲道:“早期,他是积极的实践者,开创了重、拙、大兼而有之的风格面貌,受到普遍的赞誉和推崇;晚期,他是主要的影响者,作为变法创新的榜样,作品被许多书法家和爱好者借鉴学习。”

然而,就其书法发展,沃认为,于右任的书法艺术分三个阶段:帖学、碑学和草书。再进一步讲,即是于右任中晚年首创的“标准草书”。

翻阅陈墨石(中国书画家协会副主席)为于所著的《于右任年谱》可见, “先生自十岁起,临帖至今未间断,功底扎实,书艺大增。此期间专写北魏碑帖,尤以写何绍基临《张黑女墓志》极为神似。”

据沃兴华考证,从于有年款的最早作品《延长感事》名款来分析,其名字“右任”,与1921年名款写法已不同。翻看其1921年所书行书联《与明钦联》明显可见,“右”撇比横长,“任”已连写。“强调纵势与纵向连贯,属于帖学特征。”

沃认为,这时,于的书体风格用笔放逸,结体开张,章法上大大小小,参差错落,磊落跌宕。他还进一步分析:“根据字如其人的说法来看,于早年以‘半哭半笑’为斋室名,后又奔走革命,出生入死,自称‘江湖侠士’,逞强使气的书风,如实反映他当年的精神面貌。”

在跟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后,于对北魏碑志书法有了更深的认知。钟明善在《于右任的书法艺术》中说,“他(于)曾告诉友人,孙总理提倡魏碑,他也提倡,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尤喜欢粗犷豪放有‘尚武’精神,甚至有几分野气的北魏碑志书法。”

“然而,帖学与碑学,风格面貌和创作方法完全不同,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一件易事。”沃兴华指出,中国书法史上有一个现象,大凡志士仁人、文化精英,遭受挫折时都会亲近书法,以书法来排遣愁闷,疗治精神创伤,于右任也逃不出这种宿命。

1918年至1922年,于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北洋军阀作战,悲观之际,他开始学碑法。访碑,临碑,则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古都陕西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汉魏六朝石刻随处可见,促使他的书风向碑学转变。

1921年间,据《于右任年谱》记载,“先生开始购置碑石墓志。”1924年至1927年间,于写了很多墓志作品。而《总理遗嘱》是他从魏碑走出贴学(楷书)的代表之作,书风跌宕独具的个人风格逐步形成。

为了表现金石气息,于在用笔上追求纵横挥洒,自然跌宕。一如他所言:“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几经探寻,1928年后,其新的书体被创新出来。

对此,沃兴华点评:“清以来,帖学大坏,碑学兴起,经过赵子谦、康有为等人在结体上横向取势,左右拓展字形,恢弘博大初现。而到于右任手中,他在前人基础上,又强调体势与结构造型,因不稳而产生拙朴的趣味,标志着清初逐渐兴起的碑学到此臻于极致。”

1932年是于书法发展的又一转折期,沃兴华指出,有三件标志性的大事。一是《右任墨缘》出版,汇集了碑版行书的代表作品;二是,于认识王世镗(1868-1933年,天津人,著名章草书法家)兴趣从行书转向草书;三是,成立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四大原则,倡导“标准草书”运动。

从于1938年所书《文天祥<正气歌>》(六屏)可见,以标准草书写之,线条流畅,字形简约,结体开阔,从横势变纵势,是他的典型代表书作之一。应该说,1932年至1949年,于右任的草书因为有这种追求而没有完全标准化,表现出一种强力的探索勇气、精进的发展势头和蓬蓬勃勃的生命气象。沃兴华认为。然而,随着1949年,于右任到了台湾后,晚年书法的艺术遗憾亦随之而来。

晚年选择上偏向于章草,并认为它有“三长”,而这三长恰恰都是违背书法艺术精神的于生前最后一任秘书胡恒先生说:“自1949年先生到了台湾后,直至先生仙逝为止,其书法再无太大变化了。”而后人在评定标准草书方面,争议亦未有停歇。

姜寿田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书坛一直为沈尹默(1883年-1971年,浙江吴兴人。以书法闻名,民国初年,书坛就有“南沈北于”之称。)海派帖学所笼罩,碑学已被全面遮蔽。而于右任的碑草书及轰轰烈烈的标准草书运动几乎被历史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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