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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藏书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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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与书
2024-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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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藏书轶事# 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个人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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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華齋
202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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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藏书轶事# 观古堂藏书

民国初年，长沙城的苏家巷南靠天心阁、背倚南门口。这天风和日丽，大文学家王闿运悠闲经过一条石板路，走进一间民宅，只见门口上方高挂三个大字——观古堂。这间“观古堂”正是当时国内三大藏书家之一的叶德辉的藏书楼。王闿运到此，乃是与叶德辉品茶览书来了。如此雅韵的气象持续数十年。1938年，观古堂没有逃过文夕大火的劫难，在火海中付之一炬。
如今，与繁华的黄兴路步行街相邻的苏家巷依然静寂。但昔日的观古堂，却早已没了踪影。“三湘读书月”之际，记者采访了长沙知名地方史专家陈先枢，追寻关于观古堂的记忆。
观古堂藏书达20万余卷，1368箱，“可以说，观古堂是当时国内三大私家藏书楼之一，藏书敌得过公共图书馆，王闿运、王先谦等人都在那里借过书。”
“民间藏书者，首推叶德辉。”在办公室内，陈先枢一边品茶，一边向记者讲述：叶德辉，长沙人，少时就读岳麓书院，21岁乡试中举，28岁会试中第九名进士，官吏部主事。然而他不久就弃官归里，开始营造“观古堂”。
在陈先枢看来，叶德辉对图书广采博收，不遗余力。“在京城应会试时，每天到琉璃厂、隆福寺等书肆访书，得到不少初印佳本。”陈先枢说，光绪十年（1884）以后，一些大藏书家的书陆续散出，叶德辉倾其全力收购。到民国反正那年，观古堂藏书已达20万余卷，全部分装于1368个书箱之中。
叶德辉花费24年，编定15部著作，“叶德辉留下大量著作，民国著名学者杨树达称他为‘旷代之鸿儒’。”
众多图书在手，叶德辉得以博采众长，加之其专心学问，他在版本目录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叶德辉先后花费24年时间，校勘编定15部前人所撰的书籍目录著作，合称《观古堂书目丛刻》。其中《宋绍兴秘书省续编四库阙书目》是一部较重要的宋代官修书目。
一场文夕大火，藏书楼付之一炬，“假若观古堂没有遭遇大火，长沙一定会多了一张独特、厚重、悠远的文化名片。”
作为当时长沙最大的藏书家，叶德辉在城内声名远扬，远近文人墨客争相到观古堂作客。不过，在1938年文夕大火中，观古堂付之一炬。“好在大火之前，叶德辉的儿子已将大部分藏书卖给了日本人山本，现藏日本国家图书馆。”
如今，观古堂踪影不再。这里的人们，不知道脚踏处曾是长沙文化气息集散之地。 ...展开全文
孔网唯一少见画册 李涵画册
李涵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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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華齋
202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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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藏书轶事# 鲁迅买书碰壁记

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里写过一件事，就是到上海爱文义路嘉业堂刘氏宅第买书，结果两次碰壁。他给许寿裳等人的书信里也谈到此事。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鲁迅收到许寿裳寄来的《嘉业堂刊印书目》，见其中有清代因文字狱而被禁的一些书，便登门求购。大老远跑去，叩门之后，大铁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人答曰“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过了两天鲁迅又去，没想到“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里面人回道：“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据鲁迅推测，“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
买书碰壁，或许不奇怪，但假如略知这嘉业堂主人的身份和为人，这事就显得奇怪了。
嘉业堂主人刘承干，湖州南浔人。清末民初南浔有“四象、八牛、十六条小黄狗”之说，象指家产1000万两银子以上，刘承干便是“四象”之一刘家的继承人。其祖父刘镛挣下偌大家业，却始终希望子孙能够读书做官，光耀门庭。刘承干继承产业后，大量收书藏书，在南浔修建了嘉业堂藏书楼。有雄厚资本支持，他很快就成为私人藏书第一人。嘉业堂全盛时期藏书达到60万卷，十六七万册,其中以宋刊“前四史”、《永乐大典》42册等最为珍贵。刘又大量雕版刻书，前后刻印了《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影宋四史》等，以精美典雅著称。刘氏印书不为营利，大部分是送人的，图书馆及学者名流只需来函，即可获寄赠，连邮费也由嘉业堂承担，因此有人称刘为“傻公子”。
既然如此，为何鲁迅登门购书却被拒绝了呢？上世纪80年代初曾有人请教刘氏后人，得到的回答是：迅翁太认真了，其实以其大名，只要写一封短简，刘承干必送无疑；亲自登门求购，反会遇到“阎王好见，小鬼难当”的尴尬。然而看鲁迅文章和书信中的意思，情形并非这么简单。事实上，在鲁迅登门的1934年，嘉业堂已不复繁盛。1932年前后，由于开支浩繁、入不敷出，刘承干不但停止买书，且已开始变卖藏书，寄赠或出售所刻诸书大概更无暇顾及，难怪鲁迅会碰这么一个钉子。
对于刘承干在每种书末尾所写跋文，鲁迅给了“为遗老而遗老”的恶评。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刘氏所刻书目“杂乱无章”，有用的不多，又说“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为名的成分多一点”。但他对刘承干还是有所肯定，说“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又说“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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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时间 2021-07-11 21: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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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華齋
202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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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藏书轶事# 晚清饶阳藏书家常霭庭

清代晚期，饶阳北境有一位远近闻名的藏书家，藏书数万册，四方名士多与交游，此人便是（大）迁民庄村的常霭庭。桐城派古文大家、时任深州知州的吴汝纶，曾乘轿到常霭庭家中访问借书。武强著名藏书家、光绪进士贺涛，与常霭庭过从甚密，引为知交书友，他在《题常霭庭斋壁》中写道“: 吾家旧以藏书著称，君所有乃几倍于吾家。”
（大）迁民庄常氏为饶阳望族，世代多有功名者。常霭庭祖父常国璜，光绪甲午科副贡生，饱读经书，尤精《左传》，长于碑版记述。同辈族人常如樾任刑部郎中；常如楷以举人任内阁中书，后选授宝庆知府，所作小楷冠绝一时。常霭庭受家庭熏陶，自幼嗜书，好学强记，经史词章无不浏览，尤喜藏书。凡遇古籍善本、名家巨儒校勘书籍及武英殿精印本，不问价格，见皆收藏。于是四方书贾每得殿本精印，都送上门来。常霭庭并力多方搜求，每见奇书珍本，不惜重金购置，故所藏秘籍有弥足珍贵者，如明代张陶庵的《史阙》等。
随着购书日多，所见日广。常霭庭坐拥书城，寝馈其中，于古造诣日深。一时远近文士多就其探讨文奥，质疑问难，尊为一方硕儒。友好往来者如张幼度善《毛诗》，宋晓月、宋瀛洲、刁文孝、王昆绳等知名文士都对常霭庭极为景仰。其著作有《古词选》、《心得语》、《诗草》若干卷。
武强贺氏与饶阳常氏为世代姻亲，加之这层关系，贺涛更成为常霭庭座上常客。他在任信都书院主讲兼冀州讲席时，时去京师，便取道饶阳，过访常霭庭。每得异书，两人就相互借阅赏读，并以各自藏书交换，互通有无。有时常霭庭托贺涛在京师购书，贺涛也有时求常霭庭寻访古籍，彼此十分相得。贺涛常苦于往返京师路途遥远，然得与常霭庭相接，尽览其藏书，又以为快事。
光绪十八年（1892年）十月，贺涛自京师至常霭庭家，适常霭庭有事外出。贺涛见其案头放着新书数种，都是自己所未曾读，心下大喜，就在书斋中连住两宿，直到把书读完。临走时，把常霭庭托他在京师购买的元刊《稽古录》留下。
晚清社会风云激荡，新学渐起，旧学式微。常霭庭又无子嗣，家道中落。其藏书无人为继，相继卖出。贺涛买去一部分，当地乡绅买去一部分，其余大部为天津徐东海买去。身后数十年，故宅易主，所藏书籍零落殆尽，一函无存。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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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華齋
202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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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藏书轶事# 夫妻藏书宋代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爱书如命，常去大相国寺的书肆购书。为了买书，赵明诚还典过自己的衣服。每得一部书便夫妇共同校勘，整理题签，每夜一支蜡烛点完才休息。他们常在饭后休息时，指着书堆讲某件事情在某书某卷某页某行，以正确与否决胜负。夫妇二人如此爱书，可称得上夫妇藏书家。
教子藏书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藏书甚丰。他对书非常爱惜，每次看书之前，一定要把几案擦拭干净，把书放得端端正正的，然后坐下看书。他还专门做了一个木制方板，每当他要一边踱步一边看书时，他就将书放在这个方板上，用手捧着方板看，惟恐手上的汗渍会沾到书上。他曾多次教导儿子：“做生意的人聚集钱财，有学问的人则收集图书……”
卖鸡市书元末明初的贤士杨士奇，虽家道贫寒，但爱书成癖。一天，他为买《史略》一书，卖掉家中正下蛋的母鸡，凑足100文钱成交。这就是流传于世的“卖鸡市书”的佳话。
庄园换书明代藏书家王世贞在做尚书时，遇一书商卖一部版本精美、装帧考究的宋版《两汉书》。王世贞见到此书爱不释手。书商揣摩出他非买此书不可的心理，要价极高。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又担心书被别人买去，只得被书商狠宰一刀，商定用自己的一座庄园换得这部书，此事曾轰动一时。
仗义还书明代藏书家沈周，以重金购得一部古书，陈列于书斋。一天，有客来访，见书端详许久。沈周问他缘故，客人道：“这部书是我的，丢失了很长时间，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了。”沈周听罢问道：“可是有证明吗？”客人便说在某卷某页曾亲笔记录了某事，想必还在。打开书一看，果然一点不错，于是他便将书归还了这位客人，而不提当初重金收购之事，这种仗义行为实为书林佳话。
叔侄赛书“天一阁”之后的范钦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他的侄儿范大澈也是个卓越的藏书家，生平爱抄书。他常向范钦借抄，然每每遭拒。为此，范大澈发愤遍寻海内异书秘籍，不惜千金购买。每得一书，若知“天一阁”未有，便宴请范钦，席间故意将书放在几案上，让范钦看到。范钦取阅后便默默离去。
夫妻购书清代藏书家丁雄飞，自称有书癖。孩童时，每闻谚语或民间艺人的歌词，便请人录下，藏于襟袖间。19岁时，丁随父回家，路过苏州，见书肆一个紧接一个，典籍堆积如山，极为兴奋，将积余的钱全部买了书。其妻与他有同样的爱好，婚后未满10日，竟将嫁妆首饰或卖或典，全部用来购书。
拒不卖书清代著名的藏书大家瞿绍基，一生淡泊仕途，惟喜读书、藏书。乾隆几次下江南，都到瞿家看书。光绪喜好古籍，多次派人到瞿家借书。有一部书光绪很想要，以封三品官、给银30万两为交换条件。瞿氏以先朝颁有诏书，不便出卖为由谢绝了，光绪只好作罢。
得书医病清代以藏有宋版书居多的“百宋一廛”室主黄丕烈，一次得影宋写本《周易集调》10卷首册，其余为友人陈所得。黄为此急得生了一场大病，病危时也不肯把首册转让给陈。陈知此因后，为使其速愈，遂将该书的其余9册全部让给了黄丕烈。黄得书后大喜，病居然很快就好了。
要书不要财清代著名藏书家吕抚，幼年时苦读其父藏书。父母离世后，兄弟分家，吕抚一不要房屋，二不要良田，独要父亲的藏书。后来，他又购买了大量书籍，筑“逸亭”一座，藏书于其中，一有空闲，便纵情阅读。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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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華齋
2021-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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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藏书轶事# 蒋廷黻淘旧书轶事

晚年蒋廷黻回首前尘，说了一句话：“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概括点说，清华给了他做学问的充分条件，即“足够的资料和时间”，还有许多良师益友。
具体些说，作为中国近代史大家，他有条件就近接触大量一手史料—“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好些人在故宫博物院抄录档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录下来。故宫中收藏的最重要档案是清代军机处的。自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起到清代终止为止，军机处是大清皇帝真正的秘书处。该处人员管理档案非常制度化，每天来文均有收发登记，……每件档案都详细登录日期及摘要。这种简单小心处理档案的制度，对满清政府说实在是一种光荣。”
在清华享受到这种治学便利的蒋廷黻，对清华史料收藏亦有反哺之功。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屡次发生革命、政变，导致一些政府机构档案材料多被弃置，很多档案先被当作废纸卖，后出现在旧书店、旧书摊。蒋廷黻说：“我为清华成吨购买。”
这种经历，使他成了琉璃厂旧书店的常客。去得多了，经营旧书的老板自然待他为上宾，还时常到清华上门售书，后来演变成定期送书。蒋廷黻回忆当时细节说：“他们到图书馆中我的书房来，每人先给我一张作者及书名的目录，我可以从目录中找出我有兴趣的书籍。如果某一本书可能对我有价值，我把它送到图书馆当局审查、估价。书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带着他们要卖的书，这样成了一个惯例。”
得益于琉璃厂旧书商的供给，蒋廷黻感叹说：任何一位学者，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他还说起和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一起买书的趣事。
一次，蒋廷黻和袁同礼一同访问一个大量收藏并兼营旧书的人，在其储书间共度一个小时。蒋、袁各自检视心中的目标书，蒋廷黻用“他监视我，我监视他”来形容现场气氛。但在表面上还是要交流对旧书的了解和兴趣。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的书特别有兴趣？蒋指点其中两本小册子坦诚相告。一本是《文祥年谱》（谱主是中国清代外交名臣），一本是关于鸦片买卖的书籍。清代外交是蒋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自然留意这类书籍。而袁因负馆藏之责，也须努力搜求各领域专门史料。于是出现有趣一幕。蒋廷黻说：“袁先生对这两本书似乎都不太有兴趣，我私下很高兴。我们分手后，他回北平图书馆，我回俱乐部，当他远离我后，我又转回去买那两本书，但当我半小时后回到那里向书主购买时，书主告诉我，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那两本书买走了。”
蒋廷黻另一憾事，有关郭嵩焘日记。郭是中国第一个驻英公使，具备现代外交理念，蒋一直“希望弄到他的日记”。一日，蒋的哥哥在信中说，他知道一个湘潭杂货商是郭嵩焘孙子，存有祖父日记，愿以千元出售。蒋闻之大喜过望。不料郭家后人对遗产处理意见纷纭，致蒋未能得手。 ...展开全文
国际法系列丛书 国际贷款法
郭玉军 著
￥60 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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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華齋
202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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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藏书轶事# 书痴的琅嬛琐记

“宋版书每页就以三钱算，五十页一册，四册一套的书，就要卖六十两纹银了。当时江南的米价，一石还在一二两纹银之间，四册宋版书，就是四五十石米的价格了。”这是学者邓云乡对清末琉璃厂书价的调查，可见出百年前书籍中的珍本即已价格不菲，更不要说如今。在这点上，中西无分轩轾，美国的戈德斯通夫妇在《旧书与珍本》中记录，《格列佛游记》买一本新的不到5美元，而他们在一家旧书店看到一本破旧不堪、品相很差的竟然开价47500美元！——“哦，原来是第一版！”还好，它不像宋版书是按页卖的，价格不说，中国的古书为线装，拆散了纸页尚为完好，西书的装订方式大不同，散了是真散了，还怎么看。
《旧书与珍本》即戈德斯通夫妇于旧书店中的漫游记，与之差似比较的有孙殿起的《琉璃厂书肆三记》，均为对旧书的亲历记录。不过孙为书商，其书为工作之余的过眼录；而戈德斯通夫妇为纯粹的爱书人，搜书不为稻粱谋，其漫游记源于痴迷，以致有此念念于心的琅嬛琐记。
收藏这一回事，如果把金钱的因素屏蔽，那必定算得上区隔化十分严重的事体，因为无法理解。比如书的收藏，外人分不出第一版、第二版或其他版有何区别，同样的内容，为何值得书痴孜孜以求上天入地去寻觅，更不要说价格上也相差悬殊。而收藏者就是锱铢必较于版本、装订、书衣、插图、开本、毛边、品相，以至于扉页上的签名或印章，细细摩挲，心情之悲喜随之而浮动。似乎皆为怪癖，其实在痴迷者自己看来，理所当然而已。
戈德斯通夫妇职业是作家，他们以小说笔法记录旧书店漫游记，笔调轻松诙谐，因之，旧书与珍本收藏中的诸多惊异与怪癖亦变得情味十足，不再泛出古董气。爱书人读之，自有会然于心之感；外人读之，也可于平易中了解这一陌生的领域。戈德斯通夫妇能以这许多文字记录下来，显然是爱之弥深，读书与收藏并重，并未偏废一端。这让我想起郁达夫的“卖文买书”：“寿古斋书馆，买李申耆《养一斋文集》一部，共二十卷，系光绪戊寅年重刊本，白纸精印，书品颇佳。外更有阳湖左仲甫《念宛斋诗集》一部，版亦良佳；因左为仲则挚友，所以出重价买了来，眉批多仲则语。”郁达夫嗜书买书即是要读的，这里买与清代黄仲则有关的书，既读之，也写出了以这位诗人为题材的作品《采石矶》来。戈德斯通夫妇自然也有对书籍的好恶，比如他们就很难理解一本初版本的通俗作品《人猿泰山》，价格竟比另一种文学经典贵出好几倍。虽有市场规律的制衡，他们看来还是对自己情有独钟的作品更偏爱些，或许，这是读书人兼收藏者的不知变通，却亦是可爱之处。
其实，对于旧书与珍本，我们大多数人是无缘沾手的，因为价昂与量少。不说宋、元、明版等古书，即算是刚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新文学印本，其市场价的迅速升高已使我们不敢奢望拥有若干。如我，也曾经在书店、书摊寻觅，不过已仅限于诸如周作人《谈龙集》《谈虎集》、张爱玲《传奇》、曹禺《雷雨》《原野》、废名《竹林的故事》原版的重印本等，哪里敢望初版本的项背。未亲历其事者大约会奇怪这些书现在都还在出，何必要找原版或其影印本。我想这其中的区别既有作者在不同版本中对文字的改动所透出的创作观念与心态之变化，更重要的是研读者之于其时历史印染痕迹的捕捉，因为当下重新编辑出版的版本犹如是精细加工过的面粉，经过多道工序，白是白了，但许多原生态的元素也已滤掉、无可寻觅了，而这，尚需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不说精心校勘，即使仅为对其气氛的感受熏染，亦会获益良多的。
因之，戈德斯通夫妇由原来的局外人到后来的曲折进入，其原因除却一种收藏的原初趣味，对于历史印痕的亲近未始不是读书人的兴趣所在。不过，矫枉亦不可过正，初版虽好，但也不必染上“初版热”，毕竟读书人的收藏之根底在于“读”。戈德斯通夫妇的心态是良好的，“事实上，我们的藏书室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就是它藏书的多样性”，价昂的珍本与“庶民”书籍并置于一室，均因其价值所在。他们自问，自己真的需要初版本么，“一大笔钱买来的书读起来并不比其他版本更好”，“但是，在佩伯和斯特恩书店看到的那本绝妙的《阿申丹》，那令人惊奇的护封……”这狡黠的闪烁之辞，透出戈德斯通夫妇对“旧书与珍本”的矛盾心态，自然，无正剧之枯涩，却有轻喜剧的通脱与释然。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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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華齋
202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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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藏书轶事# 读书最乐，鬻书亦乐

根据现有材料，傅斯年最早的买书记录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台湾史语所研究员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书中发现，傅斯年在留英时期曾购买了大量弗洛伊德的著作，归国后傅氏本人曾不止一次对人说过他当年“醉心心理学”，后来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氏理论学说的人。正因为傅氏在这方面的成就与声名，中央研究院创办时，他被聘为心理学所的筹备委员。另外，在傅斯年的藏书中有一本《宋元戏曲史》，书前有这样一段眉批：“十余年前所读书，当时为之神往者。此回自欧洲归，道经新加坡，于书肆更买此册，仍觉是一本最好之书，兴会为之飞也。民国十五年十月□□(案：英文字不清楚)舟中。”傅斯年留学海外前后达七年，与陈寅恪一样，他也是只读书不拿学位。
回国后傅斯年很快就成为学术界的“大佬”，他一手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有一个观点：学术研究机构必须要有大量的藏书，要建一流的图书馆。傅斯年主持史语所23年，最为得意的就是为史语所积累了二三十万册的藏书。西南联大时，北大、清华的图书来不及撤离，整个昆明就只有史语所的图书馆最完备。当时，好些人做学问都要仰仗史语所的图书，有的人甚至不惜调到史语所。史语所迁往四川时，山高路远、行程万里，傅斯年亲自选择搬迁路径，并指定心细认真的那廉君负责护送，自己则时加监督。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21万册图书装进600只大箱，先后装运火车、卡车、轮船甚至肩挑，五年间开箱上架下架多达12次，但图书丝毫无损。落户李庄后，傅斯年特意租用了当地大族的四座大院子，分门别类充作中文书库、外文书库、善本书库和中外文杂志库。当时史语所的这批藏书不仅供史语所同仁用，还供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等单位共同使用，为战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很少有人能想到，史语所的这些藏书很多是傅斯年亲自购买的。傅斯年有一个嗜好，每到一地就忙里偷闲找当地书铺为史语所采购。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傅斯年和不少书铺老板成为朋友，这些人一有新书首先想到傅斯年，自己送上门来供傅斯年挑选。
1949年，傅斯年接掌台湾大学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图书馆。除拟定“图书委员会办法”外，他还亲自跑旧市挑书，增加台大的图书收藏。当时台大的图书，除日文、德文外，中文书籍实在不多，于是傅斯年便筹措经费，大力添置中文书籍。据那廉君回忆：“记得有一个晚上，孟真先生一个人跑到南昌路的鸿儒堂选购了不少书籍，自己抱回来，那时我住在孟真先生家，他叫我点收这些刚刚买来的书籍，并且叫我暂且垫款付账。我说，既是熟铺子，明天再请事务组去付好了！孟真先生听了我的话笑了笑。他说，看来现在是月底，你的荷包大概也干了吧！”（《追忆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
傅斯年尽管爱书但并非“守书奴”。西南联大时，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就靠卖书为继。傅斯年嗜书如命，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不肯那样做的。傅斯年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如董作宾家人多，生活无保障，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1943年人类学家马学良赴云南调查撒尼语，因经费困难难以为继。傅斯年得知消息后表示无论如何也要筹措经费，继续调查。他说：“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我的几架子书卖了作调查经费。”傅斯年的这番话，让马学良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傅斯年晚年到台湾后，南高街一家书店开张请他题字，傅斯年写了一幅中堂相赠：“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爱书不难，难的是爱而能舍，那是一种大境界。
傅斯年去世前的一个冬夜，曾指着靠墙的书架，对夫人俞大綵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的一房间书，我死后留给儿子，请董作宾篆一方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傅斯年创建的史语所图书馆，后由胡适先生命名为“傅斯年图书馆”，这当是对傅斯年一生辛苦为聚书的最好纪念。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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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華齋
20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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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藏书轶事# 鲁迅的中文藏书

在鲁迅的中文藏书中，线装古籍占了很大比例，经史子集的常见书，基本完备，其中尤以杂史、杂家、艺术、小说、总集为多，另外有80多部完整的丛书，有《汉魏丛书》、《儒学警悟》、《顾氏文房小说》、《说郛》、《津逮丛书》、《稗海》、《雅雨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十万卷楼丛书》、《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观古堂汇刻书》、《双梅景闇丛书》、《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纪录汇编》等杂丛类丛书60余部；有《石林遗著》、《少室山房笔丛》、《巾箱小品》、《张南山先生全集》、《观古堂所著书》等自著类丛书20余部；又有《绍兴先正遗书》、《台州丛书》等郡邑类丛书。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的藏书以实用为目的，大都是当时流行的版本，没有什么宋版元椠。景宋女士在《北行观感》之四《藏书一瞥》里这样写道：“国学方面各种类书、丛书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并没有什么难得的海内孤本，不知是原来没有呢？还是偶有一二亦不能保。或则因为鲁迅先生平时对于善本、珍本的购买力未必很多，而他的记忆强和图书馆的徘徊恐怕对于他更易借助。”然而在他感兴趣的方面，想要去研究的题目，版本则搜罗得较多，比如阮籍，他便有明刻本《阮嗣宗集》三种，另有张溥评本《阮步兵集》等；再如嵇康，鲁迅曾做过《嵇康集》的校点，藏有明人汪士贤校刊本《嵇中散集》两部，其中一部有鲁迅用硃笔做的校勘，另外还有一部《四部丛刊初编》本的《嵇中散集》，上面有台静农过录的硃笔校勘批注。
鲁迅于自藏线装书，十分爱惜，有的在第一册加盖一印外，一般没有其他藏书印记，鲁迅的用印有“鲁迅”、“会稽周氏”、“会稽周氏收藏”、“周氏”，一般也不作题跋眉批。凡有缺本的，他还补抄成全帙，如《罗氏群书》共有十册，其中缺了两册，鲁迅便手抄两册补全，并手抄全书目录一页，置于卷首。
至于平装本的中文书，鲁迅花钱买的不多，不少是出版社和著译者的赠送。当时与他有关系的，如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都将一些新印的书赠送给他。著译者赠送的，包括像胡适、林语堂、顾颉刚、章衣萍等人，也都将自己的书题字签名送给鲁迅，如今浏览，确乎能略略感受到那时文坛气候的冷暖。
在那次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实“中国书”，特别是古典的“中国书”，鲁迅藏得最多，读得也是最多，这篇《青年必读书》，不过是他借题发挥的一篇杂感而已。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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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華齋
202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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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藏书轶事# 藏书痴

爱读书的人大都喜欢藏书，虽然很多时候并不是有意为之，只是因为读书人都有的通病——看到心仪的好书就会心痒难搔，必购之而后快，如此时间一久，书籍的数量自然可观。至于毕生费尽心力搜罗，藏书卓然成为诸家之冠的书痴，自古以来更是数不胜数。
明代金华有个虞参政，一生收集了数万卷图书，为了防止失火和他人借书，他专门在家中园子的池塘中间建了一座小楼藏书，要进入小楼，须划小船前往。楼门的两侧贴有一副对联：“楼不延客，书不借人。”除了虞家子弟，亲戚朋友都被禁止入楼。而且楼里禁用灯火，看书只能在白天，到了晚上楼门就会被锁起来，防火防借措施非常严密。
虞参政死后，他的子孙不肖，没多久就把家业败光了，见有机可乘，著名学者胡应麟向虞家子孙开出了一个不容拒绝的高价，要买虞家的藏书。虞家子孙很高兴地答应了。然而，当虞家把所有藏书搬上几艘大船，送到胡家时，胡应麟却一改前态，称自己家穷，付不起这么高的价格，让虞家把书运回去。大失所望的虞家子孙急于套现，只得托请中间人进行斡旋，表示愿意减价卖出，最后胡应麟以最初出价十分之一的价格买下了虞家的藏书。他的藏书楼“二酉山房”，也以藏书四万余卷而扬名天下。
明人吴应箕也是一个藏书痴，他曾自述，有一次在市场上看到几本笺刻精好、印工完美的旧书，爱不释手，却又苦于囊中无钱购买，遂与书商洽谈，暂且赊欠着书款，到有了钱，书款和利息一并奉还。书商被他的诚意打动，答应了他的请求。吴应箕把书拿回家后，四处找人借钱，最后在同乡那里借到了钱，还清了书款。不过，他的行为也招来了庸夫俗子的非议，无法理解的其他同乡问他：“买书有什么用呢？家里又因此少了一亩上好的水田。”
吴应箕却认为：“弃产营书，是我辈常事。余尝语朋友中一二有力者，谓君辈自不须弃产，但于他所用者，损彼就此足矣。若余欲营书，虽欲不弃产，得乎？”说自己变卖家产买书，乃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还劝诫家境富裕的朋友，只需在吃喝玩乐方面少花一些钱，用于买书就足够了，不像他自己，要想买书而不变卖家产，就无法做到。所以，吴应箕在书斋里贴了一副自撰的对联：“产为丛书荡，堂非宝绘名。”表现出一种为书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的慷慨任气的人生态度。
古语曰：“丈夫拥有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意为坐在积书万卷、环列如城的书斋内，胸中的襟情和气魄，就像是坐拥百座城池的帝王。这种精神激励，对历代的读书人和藏书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他们历尽艰辛四处访书、抄书、购书的动力所在。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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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華齋
2021-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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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藏书轶事# 藏书室名趣话

藏书室，乃藏书之所。古往今来，藏书室名，往往寄托主人的情感和志向，读来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清朝一代诗宗、著名诗人、藏书家王士祯，痴于藏书，其藏书地，西为小圃，有池，老屋数椽在其北，取名“池北书库”，即是其室名，并刻有“池北书库收藏”朱文方藏书印。
清代著名小说家刘鹗取室名“抱残守缺斋”，并非给自己脸上抹黑，而是因为他生平“嗜古成痴”，人称“竭其力之所至，不以营田宅，治生产，惟古器物是求”。他集藏“上自殷及隋碑，巨若鼎彝，纤如泉珍，旁罗当壁，广及罂登”。这些千年古董，因历经沧桑，难免残缺不全，但刘视若珍宝，因此，他的书斋名表达了甘心一辈子与这些残缺不全的文物为伴的志向。
清初颜元，他的书室名本为“思古斋”，其“古”，乃指程朱理学，他对“程朱理学”极为崇拜，某年其祖母去世，他按照程朱制定的“家礼”守孝，几乎把自己搞垮了。于是，才觉悟到“程朱理学”的害处，于是把“思古斋”更名为“习斋”，自己也改名为“颜习斋”。
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上世纪30年代得到“扬州八怪”之一的清代画家金农所绘《扫饭僧》真迹一帧，随后又得金农所书“梅花诗屋”斋额，均视为珍宝，并将此一书一画悬挂斋壁，朝夕临摹。后干脆将自己的书屋命名“梅花诗屋”。
鲁迅从1927年开始购阅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会有被捕坐牢之险。鲁迅为了避免飞来“横祸”，也为使存满书籍的家中宽绰一些，便以内山书店一个日本职员镰田诚一的名义，租了一个房间，挂上“镰田诚一”的牌子，作为自己特殊的藏书室。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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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華齋
2021-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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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藏书轶事# 名家书缘

千古文人藏书梦，名人大家也不例外。文坛大家与书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他们读书、买书、著书、藏书，书中天地是他们从不曾失落的家园。名家藏书的故事，让人如嚼橄榄，回味无穷。
鲁迅先生是个嗜书如命的人。他从十五岁开始就抄书、买书、藏书。鲁迅的藏书共一万四千多册。在鲁迅的中文藏书中，线装古籍占了很大的比例，另外还有八十多部完整的丛书。鲁迅藏书的主要渠道是自行购买，还有一部分藏书是托朋友购买，当然还有出版社和著译者赠书，如北新书局、良友图书等，都将一些新印的书赠送给他。鲁迅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与其坚持不懈的藏书活动密不可分。
黄侃先生因为爱书被世人称为“书淫”。黄侃不以为讽，反而极为喜欢。黄侃藏书达三万卷之多，他以购书为乐，每月发薪水都要去买书，有时将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于买书。有一次，黄侃购《四部丛刊》两千余册，耗资四百三十元；另一回，他一次性斥巨资一千六百元购买《道藏》。因黄侃购书如狂，夫人常为生计发愁，只能暗中向娘家求助。即便如此，黄侃还是不知足，他在诗中说：“十载仅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可见其爱书如命。
钱穆先生购书以实用为准，不为藏书而藏书，但有时也因书商不识货而让他“捡漏”。有一次，他在无锡小摊购得《竹书纪年存真》，是一本善本书，让历史学家傅斯年渴望多年而未得的珍本；还有一次，他以低廉价格购得《读史方舆纪要》，一连高兴了多日。他在北大教书的五年间，购置古籍超过五万册，薪水所得，除维持俭朴生活外，几乎全花在买书上面。他的五万册书后来由一书商保留，最终不知下落。
胡适先生藏书很多，据说约有四十架书。胡适的藏书不作登记，都放在书架上，但需要的时候，应该到哪里去找，他记得很清楚，随手就能找到。他在写作的时候，往往同时参考好几本书作为资料，因此会同时把好几本书放在书桌上，显得很零乱，但他却不允许任何人动他的书，佣人只打扫上面的灰尘，而不能移动它们的位置，因为一旦被移动，再找就要费时间了。胡适对自己的藏书虽然爱惜，但当别人有借于他时，他都会爽快答应。
郁达夫先生十三岁的时候，从嘉兴回乡，路过杭州，没有去观赏湖光山色，而是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大堆旧书。从此，他养成了买书的习惯，并将这一习惯保持了一生。在新加坡，郁达夫买了三千册英文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连一本《辞海》也不买？”郁说：“九岁会作诗，十八岁赴日留学，读的中文书数以万计，专攻过《辞海》，现在应该多读英文书了。”
藏书是大师之癖，然而藏书却不是最终目的。名家藏书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装潢门面，在他们看来，好书就像一坛老酒、一壶清茶，藏之愈久，品之愈香。他们用读书来倾听，用写作来倾诉，用藏书来积淀。通过这些藏书活动，也能窥视出他们质朴、天真的另一面。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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