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偶得# 作为周扬秘书、儿童文学评论家的束沛德：
1952年的夏秋之交，按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要求，我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同班毕业的46位同学告别上海，到位于北京西单舍饭寺的中宣部干训班报到。46人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是正式党员，还有一位同学是候补党员（预备党员）。
在干训班学习不满一个月，班主任对我说：“由于工作需要，提前分配你的工作，你到中 南海中宣部干部处报到。”
我沿着府右街的红墙走进中 南海西门，同我谈话的是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严文井同志（文艺处处长是丁玲，副处长是林默涵、严文井）。文井同志对我说：“原本决定调你给周扬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当秘书，由于文艺整风后要加强全国文协的工作，中宣部派我去全国文协代理秘书长，筹备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的工作，所以与周扬同志谈妥，你先随我去全国文协工作，熟悉文学界的情况，给周扬同志当秘书的事，以后再说。”
11月中旬，文井同志带着两个秘书——原本担任丁玲同志秘书的陈淼、原定担任周扬同志秘书的我，走进东总布胡同22号，投入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的工作。
1950年代，我当过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秘书、中国作协党组秘书、周扬同志秘书。
1980年代，我当过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秘书长）、中国作协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 代表 大会的副秘书长。十年浩劫结束、分配我到河北机电学院工作时，我还当过校党委 常 委的学习秘书。
1954年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前一周，我日以继夜地为周扬起草出一篇七八千字的演讲稿《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中国文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奋战一夜，为刘白羽起草出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艺理论家张光年说：“束沛德不是理想的帅才，是个好秘书！”
我是1982年被任命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1985年被推举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唐 达 成说：“束沛德五十年代就为《文艺报》写儿童文学评论，谈柯岩儿童诗那一篇，影响还不小，是不是就由他来分管儿童文学工作？”从此，我就挑起了儿童文学组织工作的担子。
我读到柯岩发表的《“小兵”的故事》《帽子的秘密》《爸爸的眼镜》等儿童诗后，被这些诗作所展现出的纯真的童情、童趣打动，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予以赞美和评说，写出了近一万字的评论《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此文发表时，占了《文艺报》两个8开整版。时任《文艺报》副总编辑的侯金镜对我说：“文章写得不错，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做了较为深入的艺术分析，抓住了作者的创作特色。”他鼓励我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
当时，我并不认识柯岩，也没有报刊向我约稿，主动写这篇文章，完全出于自身的审美情趣。前不久，中国海洋大学的博士生唐威和他的导师徐妍教授合作写出一篇一万三千多字的论文《“儿童情趣论”及其批评实践——以束沛德为中心》。
。。。。。
1952年的夏秋之交，按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要求，我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同班毕业的46位同学告别上海，到位于北京西单舍饭寺的中宣部干训班报到。46人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是正式党员，还有一位同学是候补党员（预备党员）。
在干训班学习不满一个月，班主任对我说：“由于工作需要，提前分配你的工作，你到中 南海中宣部干部处报到。”
我沿着府右街的红墙走进中 南海西门，同我谈话的是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严文井同志（文艺处处长是丁玲，副处长是林默涵、严文井）。文井同志对我说：“原本决定调你给周扬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当秘书，由于文艺整风后要加强全国文协的工作，中宣部派我去全国文协代理秘书长，筹备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的工作，所以与周扬同志谈妥，你先随我去全国文协工作，熟悉文学界的情况，给周扬同志当秘书的事，以后再说。”
11月中旬，文井同志带着两个秘书——原本担任丁玲同志秘书的陈淼、原定担任周扬同志秘书的我，走进东总布胡同22号，投入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的工作。
1950年代，我当过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秘书、中国作协党组秘书、周扬同志秘书。
1980年代，我当过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秘书长）、中国作协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 代表 大会的副秘书长。十年浩劫结束、分配我到河北机电学院工作时，我还当过校党委 常 委的学习秘书。
1954年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前一周，我日以继夜地为周扬起草出一篇七八千字的演讲稿《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中国文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奋战一夜，为刘白羽起草出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艺理论家张光年说：“束沛德不是理想的帅才，是个好秘书！”
我是1982年被任命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1985年被推举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唐 达 成说：“束沛德五十年代就为《文艺报》写儿童文学评论，谈柯岩儿童诗那一篇，影响还不小，是不是就由他来分管儿童文学工作？”从此，我就挑起了儿童文学组织工作的担子。
我读到柯岩发表的《“小兵”的故事》《帽子的秘密》《爸爸的眼镜》等儿童诗后，被这些诗作所展现出的纯真的童情、童趣打动，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予以赞美和评说，写出了近一万字的评论《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此文发表时，占了《文艺报》两个8开整版。时任《文艺报》副总编辑的侯金镜对我说：“文章写得不错，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做了较为深入的艺术分析，抓住了作者的创作特色。”他鼓励我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
当时，我并不认识柯岩，也没有报刊向我约稿，主动写这篇文章，完全出于自身的审美情趣。前不久，中国海洋大学的博士生唐威和他的导师徐妍教授合作写出一篇一万三千多字的论文《“儿童情趣论”及其批评实践——以束沛德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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