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旧书店# 博平仰山书院漫谈（下）
五、书院的变迁（上）
明代成化、弘治后，全国各地的书院逐渐兴复。作为博平仰山书院前身的博陵书院具体始创于明代何时，目前尚无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明代博平文教之盛的确始于这个时期。
明永乐乙酉（1405）至宣德壬子（1432），博平县参加乡试中举的有七人。而后六十年间，竟无一人中举。成化十八年（1482），姑苏进士文林（1445—1499）上任博平知县。文知县博学多才，为官清正，在博平不仅勤恤民隐，关切民生，而且改建学宫，广招生徒，尽心竭力培育人才，奖掖学子。短短数年，作为文教“洼地”的博平县终于“振起六十年绝响之文风，烨然有声于东省，而科第从此奋兴矣。”
文林还在衙署西隅修建了衡山草堂，作为十三岁儿子文征明的读书居住之所，从而留下了一段流传数百年的教子佳话。嘉靖二年（1523年）春，文征明前往京师，沿运河行至魏家湾（原属博平）码头，回忆起少年时代的在博经历和去世多年的父亲，不禁感慨赋诗：“博平县里侍亲时，四十年来两鬓丝。竹马都非前日梦，枯鱼空负此生悲。已无父老谈遗事，独有声名系去思。憔悴平生尘上迹，魏湾流水会能知？”
嘉靖十六年（1537）明世宗以书院倡邪学下令毁天下私创书院。十七年（1538）以书院耗费财物、影响官学教育再次禁毁书院。到嘉靖末年，内阁首辅徐阶提倡书院讲学，书院得以恢复。也就是这个时期，乌从善在博陵书院讲学并撰写了《博陵书院条约》。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在统一思想的名义下下令禁毁全国书院。其去世后，书院又开始盛行。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崇祯帝即位后书院陆续恢复。或许，由于明代书院兴毁无常的大形势的影响，致使博陵书院未能留下哪怕是一鳞半爪的官方文字记载。
然而，我们在清初的文字中发现了相关线索。博平顺治戊午举人周钦写过一首《吊黄门书院遗址》，康熙年间茌平训导、复州卫人李璿写过一首《访龙江先生讲堂》。“黄门”是对乌从善官职的雅称，而“龙江”则是乌从善先生的号，周、李二人通过书院遗址怀古和讲堂旧址访谒，赞颂了乌从善先生的人品气节和才学师德。
清初，政府禁止私创书院。雍正年间，各省城始设置官立书院，后各府、州、县相继创建书院。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博平在乾隆二十年（1755）创建的仰山书院即是此种性质的官立书院。一般来讲，书院的创办人或负责人称“山长”，多为府、州、县等地方官员或在京任职的本籍著名人物充任。山长出面延请地方上学行有素的人士任教，每年由地方募款或捐资，并置有学田地，供学院开支。
道光十四年（1834），仰山书院圮废多年。知县杨祖宪倡捐银三百两购买中市衔房屋一区，历时七个月，改作建造文昌宫，计屋三十余间。遂后将文昌殿后及东西房舍，作书院之用，名之博陵书院，并撰写了《新建博陵书院条约》。杨祖宪命名为博陵书院，显然是受明代先贤乌从善的影响。杨祖宪任上还与乌竹芳、乌荷芳等人编修了道光《博平县志》。
道光二十七年（1847），知县胡学醇（字秋潮）与乡绅李玉相（字琢修）在院后添没考棚四十间，北厅三间，西房一间，东房一间，考棚前东西屋各三间。因书院由文昌宫扩建而来，又称仰山书院为文昌书院。咸丰年间，蒋庆第（字箸生）三次上任博平知县之职，在校士之余，数次捐俸金作为课奖之用，他重视文教的举动令邑人钦佩有加。
光绪十五年（1889），知县蒋式玗（字友山）见书院历经风雨摧残，鸟鼠丛穴，不少建筑残破损毁严重。为了振兴文教，他一上任就谋划重修书院，带头拿出俸钱，倡导捐资举事，不料款项还没有筹集到位，蒋公便解任离博。金熙郴（字季鹤）继任知县，克绍前徽，谆劝集款。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仰山书院重修工程得以启动，六月竣工，书院面貌焕然一新。此时，仰山书院有学田二顷九十八亩，岁纳地租钱二百五十余千。邑绅负责款项收支，政府派员稽核监督。由于经费不敷，所有官课奖资以及束脩津贴，扃试生童茶饭均由县捐给，院内设牛痘局、课桑所，亦皆捐廉办理，以时举行。
道光十一年（1831）《博平县志》有一则邑令延教的记载：“窦濬，字子哲……邑令延主仰山书院讲席，时父丧未阕，坚辞不赴。”知县请窦子哲先生主书院讲席，先生因故未就。窦濬是一位怎样的先生呢？县志称其“博学穷经……以岁贡授招远县训导，讲课不倦，受业者日众。任十年告归，门人挽送越境，不忍别。年八十二卒。所著有四书、尚书、左传等句解韵法合订问世。”李金枝在《寄谢窦子哲先生》诗中称：“城西二三里，窦村有老儒。涉世每苦拙，所工惟著书。著书几十载，充箱有盈厨。”
五、书院的变迁（上）
明代成化、弘治后，全国各地的书院逐渐兴复。作为博平仰山书院前身的博陵书院具体始创于明代何时，目前尚无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明代博平文教之盛的确始于这个时期。
明永乐乙酉（1405）至宣德壬子（1432），博平县参加乡试中举的有七人。而后六十年间，竟无一人中举。成化十八年（1482），姑苏进士文林（1445—1499）上任博平知县。文知县博学多才，为官清正，在博平不仅勤恤民隐，关切民生，而且改建学宫，广招生徒，尽心竭力培育人才，奖掖学子。短短数年，作为文教“洼地”的博平县终于“振起六十年绝响之文风，烨然有声于东省，而科第从此奋兴矣。”
文林还在衙署西隅修建了衡山草堂，作为十三岁儿子文征明的读书居住之所，从而留下了一段流传数百年的教子佳话。嘉靖二年（1523年）春，文征明前往京师，沿运河行至魏家湾（原属博平）码头，回忆起少年时代的在博经历和去世多年的父亲，不禁感慨赋诗：“博平县里侍亲时，四十年来两鬓丝。竹马都非前日梦，枯鱼空负此生悲。已无父老谈遗事，独有声名系去思。憔悴平生尘上迹，魏湾流水会能知？”
嘉靖十六年（1537）明世宗以书院倡邪学下令毁天下私创书院。十七年（1538）以书院耗费财物、影响官学教育再次禁毁书院。到嘉靖末年，内阁首辅徐阶提倡书院讲学，书院得以恢复。也就是这个时期，乌从善在博陵书院讲学并撰写了《博陵书院条约》。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在统一思想的名义下下令禁毁全国书院。其去世后，书院又开始盛行。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崇祯帝即位后书院陆续恢复。或许，由于明代书院兴毁无常的大形势的影响，致使博陵书院未能留下哪怕是一鳞半爪的官方文字记载。
然而，我们在清初的文字中发现了相关线索。博平顺治戊午举人周钦写过一首《吊黄门书院遗址》，康熙年间茌平训导、复州卫人李璿写过一首《访龙江先生讲堂》。“黄门”是对乌从善官职的雅称，而“龙江”则是乌从善先生的号，周、李二人通过书院遗址怀古和讲堂旧址访谒，赞颂了乌从善先生的人品气节和才学师德。
清初，政府禁止私创书院。雍正年间，各省城始设置官立书院，后各府、州、县相继创建书院。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博平在乾隆二十年（1755）创建的仰山书院即是此种性质的官立书院。一般来讲，书院的创办人或负责人称“山长”，多为府、州、县等地方官员或在京任职的本籍著名人物充任。山长出面延请地方上学行有素的人士任教，每年由地方募款或捐资，并置有学田地，供学院开支。
道光十四年（1834），仰山书院圮废多年。知县杨祖宪倡捐银三百两购买中市衔房屋一区，历时七个月，改作建造文昌宫，计屋三十余间。遂后将文昌殿后及东西房舍，作书院之用，名之博陵书院，并撰写了《新建博陵书院条约》。杨祖宪命名为博陵书院，显然是受明代先贤乌从善的影响。杨祖宪任上还与乌竹芳、乌荷芳等人编修了道光《博平县志》。
道光二十七年（1847），知县胡学醇（字秋潮）与乡绅李玉相（字琢修）在院后添没考棚四十间，北厅三间，西房一间，东房一间，考棚前东西屋各三间。因书院由文昌宫扩建而来，又称仰山书院为文昌书院。咸丰年间，蒋庆第（字箸生）三次上任博平知县之职，在校士之余，数次捐俸金作为课奖之用，他重视文教的举动令邑人钦佩有加。
光绪十五年（1889），知县蒋式玗（字友山）见书院历经风雨摧残，鸟鼠丛穴，不少建筑残破损毁严重。为了振兴文教，他一上任就谋划重修书院，带头拿出俸钱，倡导捐资举事，不料款项还没有筹集到位，蒋公便解任离博。金熙郴（字季鹤）继任知县，克绍前徽，谆劝集款。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仰山书院重修工程得以启动，六月竣工，书院面貌焕然一新。此时，仰山书院有学田二顷九十八亩，岁纳地租钱二百五十余千。邑绅负责款项收支，政府派员稽核监督。由于经费不敷，所有官课奖资以及束脩津贴，扃试生童茶饭均由县捐给，院内设牛痘局、课桑所，亦皆捐廉办理，以时举行。
道光十一年（1831）《博平县志》有一则邑令延教的记载：“窦濬，字子哲……邑令延主仰山书院讲席，时父丧未阕，坚辞不赴。”知县请窦子哲先生主书院讲席，先生因故未就。窦濬是一位怎样的先生呢？县志称其“博学穷经……以岁贡授招远县训导，讲课不倦，受业者日众。任十年告归，门人挽送越境，不忍别。年八十二卒。所著有四书、尚书、左传等句解韵法合订问世。”李金枝在《寄谢窦子哲先生》诗中称：“城西二三里，窦村有老儒。涉世每苦拙，所工惟著书。著书几十载，充箱有盈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