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博物馆# 为什么突然之间所有博物馆都长满了人（四）
他记得曾经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自己就看过一场这样的展览：那场展览名叫“永远有多远”，展出了许多墓葬出土的文物。从展品角度而言，这并不稀奇，但这类展览通常只是意在阐释某个遥远时代的历史信息，那场展览则不同，它将生死观作为主题，以古人对待生命与死亡不同可能性为逻辑，组织起所有陈列的结构。同时，为了凸显这些生死观，很多当代艺术品也被引入到了展览中，与古物并陈。王思渝觉得，这些年国内的博物馆虽然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像这样具有创新性的展览却变少了。“这个事就像观众喜欢肥皂剧，电视台就会不停地去做肥皂剧一样。观众喜欢的不一定是先锋性、实验性的展览，他们可能就喜欢看国宝，当观众变多时，博物馆更愿意推出一些常规性的展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当然必须要去考虑公众的需求、兴趣，但是不能完全围绕着这个来做。”在这个问题上，常丹婧与王思渝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想要迎合观众、吸引观众，把自己搞得很热闹的样子，很容易偏离博物馆的宗旨。”
民营博物馆的挑战
对于当下的博物馆热，王思渝一直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有的时候，繁荣不等于多元。”而倘使着眼于一些更为细节的部分，这句话或许还可以讲得再保守一些——繁荣不等于共荣。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指导的“中博热搜榜”，长期以包括常设展指数、参观量指数、文创指数、百度指数、微博指数、短视频指数等在内的20项指数，对国内博物馆进行热度排行。在这些榜单里，所有位列前排的席位全部由大型国有博物馆占据，很难找寻到民营博物馆的踪影。这是博物馆热潮中极易被忽视的一种现实：大幅增长的观众并没有均匀流向各种类型的博物馆，资源充沛、实力雄厚的场馆仍旧集中吸引着关注的目光。甚至，在它们越发魁梧的身姿下，那些原本就弱小的场馆，头顶上笼罩的阴影并未散去。
天津金融博物馆是一家开设于2010年的民营博物馆，曾被民政局连续评为天津市4A级社会组织，接待过各界访客近70万人次，累计推出讲座、论坛、专题展等各类活动600余场。但2023年12月起，这家博物馆停止运营并永久性关闭，直到今年2月19日，其官方公众号上才发布了告别信，信中将该馆停运的原因解释为建筑安全隐患和长期承担亏损，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馆长邵颖再次对他们面对的窘迫做出了详细说明。
坐落于当地一条具有百年金融历史的老街上，天津金融博物馆栖身的建筑是始建于1931年的法国俱乐部。早在开馆筹备期间，这栋小楼就由于年久失修发生过吊灯坠落的事故，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剧。因为是文保单位，如果进行修缮，操作非常麻烦，资金更是十分高昂。“这十几年当中，我们的运营都是亏钱的，加上疫情影响，确实很困难了。”邵颖说，博物馆自开馆以来一直免费参观，运营成本完全依靠文创品、咖啡厅和公司提供策展服务的收入勉力支撑，直到去年，为了缓解压力才开始售卖门票，票价仅5元，聊胜于无。邵颖粗略地算了一下，博物馆年均的运营成本120万左右，十几年下来，他们搭进去的钱总共得有上千万。好在前些年有一个评比，金融博物馆年年稳居前十，每次能从政府那里获得40万的补贴。“这笔钱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每年我们都要做一次大型临展，搭展撤展的费用是很高的，这40万非常关键。但从2019年到现在，这个评比就没有了。”
挣扎求生，这不是天津金融博物馆独有的困境，而是民营博物馆共同的挑战。在行业里工作多年，邵颖经常会和同行交流，听到的大部分情况都和他们差不多。而且就在他们宣布停运的半个月前，上海的一家民营博物馆——邬达克纪念馆——也关上了迎候游人的大门。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但邬达克纪念馆馆长刘素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仍旧不时哽咽、哀叹连连：“过去这些年，我是用我其他企业的钱反哺纪念馆，我已经60岁了，做不动了，企业的利润也没有办法再帮我去支撑这么一个场馆。（闭馆前）最后那几天，天天下着大雨，许多市民在雨中排了几公里来送别，给了我很多感动。”在这个阵营中，观复博物馆算是名气最大的一个，在“中博热搜榜”上，它常年都位列于民营类的头名。然而即使如此，其创始人马未都依然表示：“博物馆热给民营博物馆带来的红利很少，我们肯定是一个弱小的、自然生长的状态。”
作为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第一次提出正式申请是1992年，那时候各种条件都不允许，所以没获批准。四年以后，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北京市文物局就把我们这个事提上了议事日程，1996年10月30日，我们拿到了法人资格。”马未都说，当时的人们不理解开博物馆这件事，也没有逛博物馆的需求，开馆以后的观复虽不至于完全没人来，访客却实在少之又少，“头十年还是很艰苦的。”
他记得曾经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自己就看过一场这样的展览：那场展览名叫“永远有多远”，展出了许多墓葬出土的文物。从展品角度而言，这并不稀奇，但这类展览通常只是意在阐释某个遥远时代的历史信息，那场展览则不同，它将生死观作为主题，以古人对待生命与死亡不同可能性为逻辑，组织起所有陈列的结构。同时，为了凸显这些生死观，很多当代艺术品也被引入到了展览中，与古物并陈。王思渝觉得，这些年国内的博物馆虽然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像这样具有创新性的展览却变少了。“这个事就像观众喜欢肥皂剧，电视台就会不停地去做肥皂剧一样。观众喜欢的不一定是先锋性、实验性的展览，他们可能就喜欢看国宝，当观众变多时，博物馆更愿意推出一些常规性的展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当然必须要去考虑公众的需求、兴趣，但是不能完全围绕着这个来做。”在这个问题上，常丹婧与王思渝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想要迎合观众、吸引观众，把自己搞得很热闹的样子，很容易偏离博物馆的宗旨。”
民营博物馆的挑战
对于当下的博物馆热，王思渝一直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有的时候，繁荣不等于多元。”而倘使着眼于一些更为细节的部分，这句话或许还可以讲得再保守一些——繁荣不等于共荣。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指导的“中博热搜榜”，长期以包括常设展指数、参观量指数、文创指数、百度指数、微博指数、短视频指数等在内的20项指数，对国内博物馆进行热度排行。在这些榜单里，所有位列前排的席位全部由大型国有博物馆占据，很难找寻到民营博物馆的踪影。这是博物馆热潮中极易被忽视的一种现实：大幅增长的观众并没有均匀流向各种类型的博物馆，资源充沛、实力雄厚的场馆仍旧集中吸引着关注的目光。甚至，在它们越发魁梧的身姿下，那些原本就弱小的场馆，头顶上笼罩的阴影并未散去。
天津金融博物馆是一家开设于2010年的民营博物馆，曾被民政局连续评为天津市4A级社会组织，接待过各界访客近70万人次，累计推出讲座、论坛、专题展等各类活动600余场。但2023年12月起，这家博物馆停止运营并永久性关闭，直到今年2月19日，其官方公众号上才发布了告别信，信中将该馆停运的原因解释为建筑安全隐患和长期承担亏损，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馆长邵颖再次对他们面对的窘迫做出了详细说明。
坐落于当地一条具有百年金融历史的老街上，天津金融博物馆栖身的建筑是始建于1931年的法国俱乐部。早在开馆筹备期间，这栋小楼就由于年久失修发生过吊灯坠落的事故，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剧。因为是文保单位，如果进行修缮，操作非常麻烦，资金更是十分高昂。“这十几年当中，我们的运营都是亏钱的，加上疫情影响，确实很困难了。”邵颖说，博物馆自开馆以来一直免费参观，运营成本完全依靠文创品、咖啡厅和公司提供策展服务的收入勉力支撑，直到去年，为了缓解压力才开始售卖门票，票价仅5元，聊胜于无。邵颖粗略地算了一下，博物馆年均的运营成本120万左右，十几年下来，他们搭进去的钱总共得有上千万。好在前些年有一个评比，金融博物馆年年稳居前十，每次能从政府那里获得40万的补贴。“这笔钱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每年我们都要做一次大型临展，搭展撤展的费用是很高的，这40万非常关键。但从2019年到现在，这个评比就没有了。”
挣扎求生，这不是天津金融博物馆独有的困境，而是民营博物馆共同的挑战。在行业里工作多年，邵颖经常会和同行交流，听到的大部分情况都和他们差不多。而且就在他们宣布停运的半个月前，上海的一家民营博物馆——邬达克纪念馆——也关上了迎候游人的大门。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但邬达克纪念馆馆长刘素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仍旧不时哽咽、哀叹连连：“过去这些年，我是用我其他企业的钱反哺纪念馆，我已经60岁了，做不动了，企业的利润也没有办法再帮我去支撑这么一个场馆。（闭馆前）最后那几天，天天下着大雨，许多市民在雨中排了几公里来送别，给了我很多感动。”在这个阵营中，观复博物馆算是名气最大的一个，在“中博热搜榜”上，它常年都位列于民营类的头名。然而即使如此，其创始人马未都依然表示：“博物馆热给民营博物馆带来的红利很少，我们肯定是一个弱小的、自然生长的状态。”
作为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第一次提出正式申请是1992年，那时候各种条件都不允许，所以没获批准。四年以后，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北京市文物局就把我们这个事提上了议事日程，1996年10月30日，我们拿到了法人资格。”马未都说，当时的人们不理解开博物馆这件事，也没有逛博物馆的需求，开馆以后的观复虽不至于完全没人来，访客却实在少之又少，“头十年还是很艰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