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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书坊杂记》50 旧书业在上海 (作者)公怀

因为欢喜看书,而购买力又薄弱的缘故,所以在战前我总趁着假日,到城隍庙或西门一带去淘旧书。以低廉的价格,同样可以买到需要的书籍,稍为旧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自从“八一三”的炮火一响,我历年节衣缩食置办好的书籍,一部分毁于轰炸中,一部分散失于流亡途中。等到逃进租界,已孑然一身,连半本书籍的踪影也找不到,白费一番心血。想到了,会时常叹息起来。

但一到上海,东跑西走,又满眼都是旧书摊和旧书店,他们都从战前的城隍庙和老西门一带,迁到租界上来。于是,我的老脾气又复发了,每次走过旧书摊和旧书店,好似那里有块大磁石,时常会被它吸引牢,跑去东翻西翻,揀中意的买。虽在极穷困的时候,我宁可把吃客饭、坐电车的钱省下来买旧书看。为了这件事,妻几次同我吵过。其实屋小,买回的书没处去放,我只得答应妻以后决不再买。可是这信约守不到三天,又给我破坏了,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在旧书摊看到了合意的书,仍是不得不买。

自从纸价飞涨,教科书要照定价加五成或八成出售后,于是穷学生成了旧书摊或旧书店的常客。即其他的书籍,价值也莫不要较战前增加几倍,何况爱看书的文人,又大多是朝不保夕的穷汉,在此米四十元一担、亭子间廿元钱一月的时代,塞满肚子已经不容易,哪来多余的钱买新书看呢?在这样的环境下,旧书是满足他们读书欲的唯一恩物了。无怪旧书业在这时意外的活跃起来。

旧书的种类,有中文和西文的单行本、旧杂志、旧画报等。但这些书籍决不是一折八扣书,或翻版影印的书。因那些书都有人根据原著,加以重印或复印的。旧书摊上虽也有一部分的一折八扣书和翻版书,但唯一的不同点,便是它不需要印刷机,书籍都是从人家手中零零碎碎地得来的。没有整批,也没有次序,陈列的时候,由店主人把它略为分类,待顾客容易找寻罢了。至于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备。他们把所有的旧书,排列在架上,任客选购。也有不少的旧书摊,他们都以教科书的买卖为主要营业目标,所以对于教科书的收集非常周到,只等你去发掘。他们唯一的主顾是学生,所以在这些书摊上,你时常会发现三三两两的男女学生群,在搜检看书名,或是和摊主人讨价还价。

战后旧书摊和旧书店的分布情形,倒也值得一说的。主要的集中区有两处,一是四马路中段,一是卡德路。起初,四马路上共有旧书店四五家;在山东路一带,共有旧书摊七八处。卡德路上的旧书店和旧书摊也满目皆是。当上海战事西移后,吕班路、霞飞路口一度有旧书摊五六处,出售的都是些教科书、旧杂志、旧画报罢了。现在都已搬到辣斐德路上去了。这一条路上的旧书摊,数量之多,现在倒足与四马路、卡德路相匹敌了。除了这三处外,其次要算爱多亚路的南京大戏院附近,霞飞路、亚尔培路一带,也有不少零星的、不定时的旧书滩。其他分布在租界各条路上的旧书摊,总计起来数量一定不少。因为现在它已拥有数十万的主顾了呀!

旧书之所以受人欢迎,唯一的原因便是便宜。因为一本三四块钱的书,有时买得巧,几角钱就成交了。旧书摊主的营业方法,是抱着 “开销省、书价廉”六个字。为了要保持售书的低廉,他们的营业场所不得不因陋就简些,旧书店大多利用弄堂和屋脚,铺起他们的店面;旧书摊大多利用壁角和转弯处,放几个木板钉成的书架,插上旧书便算数了。因只有便宜,才能延长他们营业的生命。这些旧书的来源,倒是很有趣的。在平日,据一位旧书商说,旧书的来源有五种: 一、从旧货商店买来;二、从公馆里的娘姨手中买来;三、从西崽手里买来;四、从小偷手里买来;五、由摊主自己出去收买得来,价值都是很便宜的,有的称分量的。因为那些脱售旧书的人,多数是无知识的,不晓得哪本书值价,哪本书不值价。因为成本轻,所以旧书摊主在脱售的时候,纵然卖得低廉,也还有利可盈,而且,有时还很优厚的呢!

至于去购买的人,多少需要一些讨价还价的技术。第一,你去淘旧书的时候,必得要有充分的时间,在讨价还价时要从容不迫,一性急,就要吃亏。第二,你心中纵然要买,但面上的神色,要装成满不在乎的,有时要装出跑开的姿态。他的讨价,一定会像入秋后的寒暑表水银柱,步步下降。否则他知道你一定要买,便要扳牢价钱了。第三,你在购买前一定要检查一下书页,看有没有残缺,否则买了回去不能用,不是便宜柴烧在隔灶下吗?所以买旧书也大有上下,有的一二成可以成交了,有的非四五成不行。前者大多是小说、旧杂志之类,后者乃是教科书及字典、词典之类。

现在,米珠薪桂,百物腾涨,有无数平日欢喜购买新书籍的朋友,也都溜到旧书摊上做主顾了,所以旧书业的生意非常发达。可是他们都无系统、无计划,规模很小,假使能把这些缺点补救过来,则旧书业的前途一定是很可乐观的。同时,也替留居孤岛的购买力薄弱的读者,尽了不少的帮助,使他们在此新书奇昂的时代,依旧出了低廉的代价,获得必需的精神食粮。 (原载于《上海生活》193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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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阅典藏第六届古旧书博览会# 一室图书见雅趣,百家文史足风流。《蜀都碎事》全4册,(清)陈祥裔著,含碎事4卷,补遗2卷,记述清代及之前四川成都地区的地理、风俗、民情、掌故、轶闻及相关巴蜀文化。民国石印,线装,上海进步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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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阅典藏第六届古旧书博览会# 一年好景君记取,最是书叶飘香时。《白氏传》,秦似等著,南方通俗读物联合出版社,1951年1版1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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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本奇本已远去,名社名著尚可寻。《我的艺术生活》,史达尼斯拉夫斯基著,瞿白音译,平明出版社1952年刊行,1953年5印,新译文丛刊,大方形本,7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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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自称不是藏书家,但人们尊称他是“真正读书人,真正藏书人”。抗战时期,他在上海孤岛冒险搜求古籍,留下求书语录云:

古书日少,劫火方红,稍纵即逝,遗憾无穷。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万世莫涤。

一心求书,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又似中流砥柱,举鼎绝膑,虽力所不及,也奋起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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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张元济先生诗一首:

好书不厌百回读,
快事平生夸眼福。
既入宝山宁空回,
得陇何嫌更望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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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书坊杂记》49 读张元济的《涵芬楼烬余书目》

商务元老张元济先生在世时,写过一首关于读书的诗云:

好书不厌百回读,
快事平生夸眼福。
既入宝山宁空回?
得陇何嫌更望蜀。

这是他1928年外出寻访古籍时写的诗,表明他一生爱书、求书。至于他写的读书联语更多,例如:

一室图书自清洁,
百家文史足风流。

书有未曾经我读,
事无不可对人言。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
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张元济自称 “数十年来,搜求未缀,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时,总要尽力搜罗。” 长年辛勤结出成果,最终为商务印书馆创办了函芬楼,但令人痛惜的是该楼后来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当时,不仅商务总厂成为废墟,著名的涵芬楼也化为灰烬,残碎纸片飘飞数十里之外。面对这场浩劫,张元济痛心疾首: “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永远在地球上消失了。”

涵芬楼前身是商务内部的参考图书室。商务初期,张元济任编译所所长,他与同人共事编纂时,深感到困难的是缺乏参考图书。他在“序”中回忆: “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每修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倡言广收善本”。1904年经蔡元培介绍,购进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藏书50余橱。1909年又购进太仓顾氏“谀闻斋”的藏书,此时参考图书室庋藏已丰,遂正式定名为涵芬楼。

1911年,清政府设立中央教育会,张元济奉旨赴会,在京结识同为清翰林的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傅是隆福寺、琉璃厂的常客,凡有所见,均函告张元济。经傅的帮助,涵芬楼收得清宗室盛昱的意园藏书。这时正当清末民初,社会动荡,许多私家藏书楼难以为继,珍本秘籍大量散出,甚至流向国外。张元济对此痛心疾首,他给友人信说: “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为了广求善本,他在寓所门口悬牌并登报征书,应者接踵而至,经十余力不懈努力,先后收进乌程蒋氏的密韵斋、江阴缪氏的艺风堂、广东丁氏的持静斋、巴陵方氏的碧琳瑯馆、南海孔氏的三十三万卷楼、长洲蒋氏的秦汉十印斋,以及扬州何氏、巴陵方氏等十余家藏书。著名的宋刊本《六臣注文选》《史记》《后汉书》《春秋左传正义》和十余册明嘉靖重写本《永乐大典》,均出自上述藏家。

张元济还“锐意收集全国方志”,因方志多不入善本之列,向来为文人所忽视,在华日人趁机以极低价大量收购。据孙殿起《琉璃厂小志》记载:“普通本以箩计,每箩一文明杖高,仅售现银一元。其他善本稀见者,如三关四镇志,价亦相当低廉。” 张元济发文各地的商务分馆和友人,帮助收购本地志书达到2600余种,内有元明刊本141种、孤本205种,占全国方志应有总数的84%,成为国内收藏方志最多的单位,以致各地修志者“驰书相借”,或来馆“借钞者,络绎不绝。”

青年时代茅盾曾在商务工作,据他回忆: “在商务不为利不为名,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可以借此研究学问。” 为使涵芬楼藏书公诸社会和嘉惠士林,1916年张元济利用馆藏古籍出版“涵芬楼秘笺”51种,1923年又出版“四部丛刊初编”323种。1924年新建的东方图书馆落成,涵芬楼藏书全部移入新楼3层,委托东方图书馆保管,但产权仍归涵芬楼。计有善本古籍3万余册、地方志2万6千余册、正在编目的何氏藏书4万余册,在事变中均焚于日军炮火。使张元济最感痛心的是损失下列三书: 宋刊眉山七史里的《周史》、乾隆钞本张金吾辑《诒经堂读经解》、何焯手校本《古今逸史》,都是不可复得的海内孤本,他写诗道:“十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幸运的是,1925年江浙军阀混战,张元济已将最精华的一批宋元版本、抄校本547部,寄存在上海金城银行保险柜里。后来在日军占领上海时,为发生意外,又秘密移出,分藏各处。张元济担忧这批幸存之书再遭厄运,于很早就着手编目和撰写解题,从版本、撰者、避讳、刻工、题跋和收藏印鉴多方面对这批藏书进行校勘和考证,断续经18年,最后在顾廷龙帮助下,终于成《涵芬楼烬余书目》4卷,1951年由商务排印出版,书后附有《涵芬楼原存书目》,著录被毁善本1700余种。2002年上海古籍又出版张人凤的新整理本。2017年为记念张元济诞辰150周年,彰显这位出版元老苦心孤诣保护中国古籍的事迹,商务印书馆隆重影印出版张元济的原稿本,印制精美,装帧典雅,荣获同年“商务人文社科十大好书”称号。对于不是从事版本目录研究的普通读者,虽然阅读文本並非必需,但是也可以从这部有故事的书里,踵接前贤,景行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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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书坊杂记》48 读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

《南侨回忆录》是爱国华侨陈嘉庚为躲避日军搜捕,隐藏在印尼爪哇岛上一座废弃庄园里写成的,起笔于1943年3月。其时新加坡巳全境沦陷,陈秘密潜往爪哇岛,隐踪匿迹,专心著书,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而他并无恐懼之心,书里有诗明志道:

强敌南侵星岛陷,一家四散畏虏逼。
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
何事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陷事敌。
回检平生公与私,尚无罪迹污清白。

陈嘉庚称《南侨回忆录》是为“纪念华侨抗战而作”,序中说:“我国此次国难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写此回忆录,使海内外同胞知南侨对抗战之努力,及对祖国之经济关系也。” 书内主要叙述生平经历,而重点是叙述1940年抗战期间回国访问重庆、延安时的亲见亲闻。

陈嘉庚,福建厦门人,长期侨居新加坡。1910年参加同盟会,募款资助孙中山。“九·一八”事变后,陈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提议出钱出力,参加救国活动。1938年倡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简称南侨总会),被推举为主席。当时南洋华侨有1100万人,分散居住在暹、新及英法荷美等属地,按籍贯有闽、广、潮、琼、客、三江等帮之分。不是同帮之人,虽老死同处一地也绝少往来。新成立的南侨总会打破这种狭隘的乡帮观念,起到“合小群为大群,变无用为有用”的作用。

抗战期间,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所属的80多个分会,在“爱国爱乡”口号下,动员侨民节衣缩食,踊跃捐款,并不时组织寒衣捐、药品捐等特项募捐。陈嘉庚说:“盖战争最重要的是人力与金钱,缺一不可。人力完全靠国内民众,若金钱则海外华侨应更多捐助。”

1939年3月,陈嘉庚组织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抵达重庆,慰问团自备经费,自带帆布床、蚊帐、手电筒等生活用具。陈在欢迎会上声明: “ 现在抗战艰难时期,此来系为工作,而非游历应酬,愿彼此极力节省。” 并于次日在重庆各报刊登谢绝“无谓应酬”之启事。期间,陈嘉庚等人按日程走访了国民政府各机关,也与时任参政员的叶剑英、董必武等人士互有拜访,还过江出席周恩来夫妇在办事处专为他举行的茶会。会上陈提出想访问延安,周当即同意,几天后陈嘉庚就收到延安的邀请电函。

5月31日晚,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受到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陈在延安窑洞共住9天,考察街市、商铺、学校、农业、手工业、机关、兵营等。延安的新气象和淳朴民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里专门写了《重庆与延安》、《所闻与所见》两大段文字,抒发了见闻与观感。他认为重庆官场是文恬武嬉、歌舞争逐、奢费糜烂、官肥民薄,抨击重庆政府诸政客营私舞弊、朋比为奸,多野心不正;而延安则是政风清廉、民气高昂、兴利除弊、共御外侮,赞扬“见其勤劳朴实,忠勇奉公,利国福民,...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

延安之行是陈嘉庚回国参观的最大收获,他在各种场合介绍延安新气象,表示“余参观之余,衷心无限兴奋“,“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余以南侨总会主席,代表千万侨总职责,若缄口不言,不但有负南侨委托,亦失自己人格。”

1940年陈嘉庚结束祖国之行,返回新加坡。重庆政府派人尾随而至,对华侨进行分裂活动。陈嘉庚的抗日言行也引起日方注意,有份文件针对陈说:“若将此人除外,不但马来亚之抗日运动,即凡是其他华侨社会活动均不得考究矣。”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新加坡沦陷前,重庆政府密电驻新领事,撤出使馆办事机构和重要人士,而对陈嘉庚则弃置不顾。新加坡沦陷后,陈嘉庚避居爪哇。不久爪哇也沦陷,陈在友人帮助下,多次转移住所,躲避日寇抓捕,并动笔著写《南侨回忆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陈嘉庚由爪哇返回新加坡。11月18日,重庆进步团体隆重举行大会,庆祝陈嘉庚平安返新,致贺发言的有邵力子、郭沫若、黄炎培、陶行知、沈钧儒、柳亚子等著名人士。会场内“贺词满壁”,内有周恩来、王若飞的祝辞:“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延安报纸也制版发表庆贺条幅“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消息传到新加坡,陈嘉庚感喟不已。

《南侨回忆录》全书30万言,陈嘉庚在回顾自己一生时,认为收获最大、最受教育的是延安之行。1949年2月他与美联社记者谈话时,又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自己思想转变的原因,就是在回国考察中发现了真实的中国,蒋介石独裁专制下的重庆政府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将来中国的前途在延安,他们的远大眼光、英明智慧为世界所仅见。

《南侨回忆录》文辞朴实无华,诚挚感人。该书出版于抗战胜利初年,由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发行,国内流传有影印本。建国又有多个重排本。1996年山西古籍将该书重新排印,改名《陈嘉庚回忆录》,收在“民国笔记大观”第二辑里,但删去原书附录《战后补记》和《个人企业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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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书坊杂记》47 伏天读王小波

时值夏季伏天,气温炎热,什么是解暑纳凉之妙法?也许是读书。

点开孔网自己的“买家页面”,再点开“管理藏书”,于是以往曾经买过的书都跳了出来。书名、分类、价格和购书时间都一览无遗。去年的不说了,盘点今年1至8月分的账单,在孔网购书98本,共消费书款665.41元。按价格算,文学、历史类507.17元,其余是社会文化类。这一点与本人的读书兴趣很契合。

当然上面说的书价并非是真正的书价,现在的购书行情,多数是书价与运费倒挂,即本来一本三五元的书,而运费则是书价的2至3倍。如此算来,书款的三分之二是付了运费了。问题还不止此,有时候书来了,兴趣满满地拆开包,一翻书竟然是盗版的。98本书里可以确定的有6本是盗版,还有几本也很可疑。无庸置疑,网购图书有很多优点,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海量信息,价格又便宜,又有图片和说明等。但是对书的版本的确有其不可预见的一面,事后交涉也很麻烦。现在许多网店都强调出售的是正版书,而书友在下订单前也总要发短讯,问问是否正版,可见人们对此问题的忧虑。

购得的书里有两本王小波著作,其一是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2013年上海三联书店版,正版无疑。很早就读过王小波的杂文,这本书里的文章几乎全看过,有些还看过多次,这次阅读是重温,读的速度较快。

王小波称自己是“黑色幽默”,他说: “我以写小说为主业,但有时也写些杂文,来表明自己对世事的态度。...这说明我有自己的好恶、爱憎,等等。假若没有这些,做人也没有什么味道。” 他的杂文特点是幽默诙谐、机智善辩,以及从容不迫的行文风格和快速变换的语感。像《沉默的大多数》《思维的乐趣》《花刺子模信使问题》《理想国与哲人王》《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救世情结与白日梦》都是脍灸人口的名篇。尤其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查孔网,现在有8种版本都以此为书名。该文以浪漫近乎喜剧的笔调叙述一只活泼有趣、身体敏捷、会模仿各种声音的“猪兄”的故事,后来只是因为它在屋顶上模仿汽笛叫声,使得春耕社员提前收工,被上级定性为坏分子,遭到火枪队和手枪队的围剿。平时与这只猪相交甚得的王小波也无法向猪伸出援手,最后这只猪自己设法逃脱。文章感叹: “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巳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这下面还有一段点晴之笔,因文字过长不再引述。

接着阅读的是《王小波精品集》,属于“中国当代名家精品书系”,2006年7月人民文学版。这本书很可疑,因为读的过程中不时出现错字、错标点和错格,但也不能确定就是盗版书。如果是盗版,错得应再严重点;但也不是正版,因为这种印刷错误并非是可以原谅的普通瑕疵。话虽如此,也并不影响阅读。

这本书的开篇是《黄金时代》,故事开场非常突兀和有趣。女主人公村医陈清扬特地下山找插队知青王二,与他讨论关于自己不是破鞋的问题。陈清扬知道自己不是破鞋,但所有人都说她是,而王二也说她是,还试图证明她是破鞋,还说出了全书主旨的关键话: “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于是陈清扬认为,既然不能证明她不是破鞋,她就“乐于成为真正的破鞋”。从此有了她和王二的“伟大友谊”,有了她的上山“淫奔”,有了两人逃亡、禁闭、反复写交代材料和“出斗争差”的故事。

王二说: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陈清扬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被人称做破鞋,但是她清白无辜。她到现在还是无辜的。...我们在干的事算不上罪孽。

王小波说: “黄金时代是他的宠儿”,是他的最重要著作。我首先在书里看到的是他的杂文风格,不时穿插议论,汪洋恣肆,戏谑调侃,深邃独特,以此揭穿世俗的荒谬和无聊。在叙事、写景、抒情等方面,王小波更是高手,文字细腻深刻,毫无矫饰之态,许多场景看似低俗而并无不雅,怪诞而又似曾相识,不合逻辑但又顺理成章,忍俊不禁却又令人倍感苦涩。

作者还善于对某一重要场景进行复述,例如陈清扬的上山就叙述过三次,每次都写得一路风景,抒情动人。而王二在山上抽烟等候,天地一色,也感人肺腑。还有在清平山下赶集时,回山路上因山路崎岖,差点丧命,有两处叙述了这一情节,都写得情景交融,细腻深刻,感染力极强,被人称为全书的黄金段落。

“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底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火烧火燎的感觉正在飘散”,”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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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书坊杂记》46 谈婚俗类纸质藏品

在南宫最兴旺时,每逢开市,一定会有外地的书友赶来“趁摊”,那一夜路程的北京、西安、石家庄、济南、郑州等地的书友自不必说,还有更远地方的书友呢,不辞辛苦赶来。当时就见到一位南方某省的书友,听说他是为了搜集结婚证,专程来到南宫,这使我大为惊讶!

在这位书友的家乡,青年男女的谈情说爱,可谓佳话连篇,有固定日子,有场地,有对歌,有幽会,缠绵曲折,扣人心弦,真是爱恋嫁娶的最浪漫地方,想必其结婚仪式也非常有特色,民间也必定保存着丰富的婚俗藏品,何必舍近而求远呢?对我的疑问,这位书友说,家乡的婚俗藏品固然重要,但要想品位提升,还得面向全国,尤其是山西的藏品不可缺少,因为山西的这类藏品不仅存世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直为外地藏家所看重。说着,这位书友展示他山西之行的收获,只见在收藏夹内满满插着各种藏品,如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红龙凤帖、过礼大帖、龙风通书;非常罕见的村里寡妇改嫁合议、冥婚协议和形同卖身契的童养媳协议;还有山西革命老区用麻纸印刷的结婚证书,看似简约,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解放初期的新式证书也有不少,如联齿合印男女双方的结婚证、旧察哈尔省的结婚证,以及各种离婚证和离婚案卷,都是婚事民俗研究的重要资料。这位书友得意地说,这次在南宫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藏友,他们答应帮忙,以后代为收集这类藏品给他寄去。

在南宫旧书市场,粗看地上都是书,其实是各个摊位都有其经营特色,如专营古旧书、普通旧书、拍卖图录、小人书、红宝书、艺术画册等,最大量是新版折扣书,其中有许多盗版书,以价格低廉而吸引众多顾客。据回忆,大概其间有一二个摊位是专营婚事类藏品的,占地不多,数人合摊,因是小众收藏,不被人们注意。不过在他们手里确实有不少珍稀罕见的藏品,曾经见过北图等出版的一些婚俗图片,里面十之六七出自山西平遥、文水等县,与之相比,这些摊主的藏品毫不逊色。

山西是内陆省分,闭塞落后,人们长期恪守旧婚俗礼仪,遗存民间的旧式婚事证书名目繁多,通称龙风大帖,但基本分男女两式,男式称恳书、乾书;女式称允书、坤书。用顺红纸墨笔折写,也有印好的大红销金龙凤帖,经三折四面或七折八面,叠成信柬状。男女两份婚帖需要拼接合书“天作之合”等吉祥词,寓意婚姻美满、日久天长。衍生的还有婚礼过程纸品,如男女八字、甲庚合帖、门户帖、通书、妆奁、贺敬、请帖、礼簿等。其中礼簿最被重视,上面详细记载礼金、礼物、采购、赏赐等收支细目,标有价格,是研究婚礼开支和物价的重要资料。

进入民国,风气渐开,倡导文明婚礼和新式结婚证书,但在山西民间仍然喜用旧式龙凤帖,唯内容已大为简化,由省府和各县统一印制,并加盖政府大印和粘贴税票,以示婚姻合法。山西又是抗日老区,早在1940年,边区政府就提出“保障女权”、“自由婚姻“、”一夫一妻“等主张,并“严禁蓄婢、纳妾、童养媳、租妻、合娶、买卖婚姻、强迫嫁娶及早婚等恶习”。1941年8月颁布《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共7章25条,该法律为1951年制定的新婚姻法奠定基础。同时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作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登记(罗汉钱)》就是反映山西农村新旧婚姻思想斗争的经典名篇。1951年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动员赵宏本等20多位名家绘图,该书已是珍稀难得,价格不菲。

解放初期,山西各县印制的新式结婚证具有统一格式,男女证合印,中有锯齿可撕开。除填写当事人姓名,还需填写介绍人、填发人、负责人等,各都签名、盖章或按指印。证书背面印有新婚姻法条文,在锯齿处合书年月日,撕开后男女方各执一纸。其婚礼仪式是新郎新娘胸戴大红花,与家长来宾站在毛主席像下面,通常是工会或农会主席主持,单位领导到场致贺辞,然而是文娱节目和客人助兴,其间散发喜糖和花生、瓜子。这种仪式从老解放区流传而来,并且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城乡男女婚礼的标准模式。

在婚俗纸质藏品里,老照片是最为直观的图像资料,包括当事人合影和迎娶照片等,照片上的建筑、人物、服饰、家具、礼堂、喜房、家什等,以能夠强烈表现时代感的为上品。还有婚俗年画,构图精美,色彩艳丽,也是用图像反映婚姻礼仪的视觉资料。传统婚俗年画有各种戏文故事,如《龙凤配》《鸳鸯媒》《抛绣球》《天河配》《吹箫引凤》等。至于拟人的喜庆年画也被人们看重,如《八戒入赘》《老鼠娶亲》《钟馗嫁妹》等。关于老鼠娶亲,鲁迅曾收集各种不同的“老鼠娶亲版画”,还说“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 《钟馗嫁妹》更是常见题材,图中骑驴的钟馗手执宝剑,状貌凶狠可怖;而坐在轿车内的钟馗妹子却是面容俊俏、天生丽质,产生强烈的视觉反差。这类年画即使是同一题材,也不妨多收一些,以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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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书坊杂记》45 回忆太原书展

前些日子,北京朝阳公园里举行特大书展,吸引众多书友前去淘书,虽然没有亲临现场,从一些书友写的妙笔生花的动态里,确实感受到北京书展的盛况气氛。

早先年(说早,也就是十五六年前罢),在太原,每年春秋两季(5月、10月)都要举办大型书展,地点选在迎泽公园、湖滨会堂、体育馆、体育场等处。届时,省城及邻近县郊的书店都会来搭棚摆摊。每天许多爱书人早早聚集场外,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最受书友青睐的是省市新华书店展区,其占地面积最大,图书最多,而价格最优惠。尤其是古旧书店的摊位,虽然展出的没有线装和民国图书,但也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史类书籍,众多书友奔此而来。

开场时间在上午9点,其间也有三四个特殊关系人物已先进去挑书了,这不免引起场外等候的书友愤慨,但是也无可奈何,不满归不满,只能发发牢骚而巳,还得在拦绳外面耐心等待。

开场时间一到,工作人员收起拦绳放进,于是开始书友们所说的“淘书三步曲”。第一步犹如百米赛跑,就在拦绳撤掉之刹那间,只见书友们早已迫不及待,争先恐后,蜂拥而进。目标自然是省市新华书店和古旧书店展区。书友们狂奔至书架前,无睱从容细看,不管有用无用,极力将书架上的图书尽可能拿取到手,双臂抱满。这种进场的紧张情景,也仅仅持续十几分钟,而原来插满的书架已经空空如也。笔者曾经有诗句: “书友睁目似电扫,出手夺书贵快捷”,“稀缺之书实难求,温文礼让岂可得?” 说的就是这种情景。

紧张硝烟甫停,接着进入第二步,只见抱满书的书友各自寻找冷僻角落,将书放下,借此舒缓一下抢书的紧张心情。然后一本本书翻看筛选,神情心平气和,怡然自得。所谓筛选就是将到手的图书进行分类,第一类是确定要的书,放在最跟前,预防有人顺手牵羊拿走,第二类犹豫不决的书放在一边,等待再次筛选,以免有用的书遗漏掉,第三类是确定不要的书则放在另一边,作为书友间交流之用。

第三步是书友之间交流,这时场内气氛特别活跃。有喜形于色,向人展示,或夸称自己所得之书,频频给熟人观摩者;有手里有不成套之书,发现缺本在别人手里,恳求转让,配套成全者;也有手里持有多种复本,找人互相调换,讨价还价者;还有在弃置的书堆里,继续翻找,希冀有新的发现者;更有一些迟到者或手脚欠灵快的书友,见到别人眼疾手快、收获滿满,艳羡不已和怅然若失者。总之,读书人的可爱、可笑、可怜、可叹的众生相,这时都毕露无遗。

当然,以上说的是起初几年书展的情况,参展的都是省市和县郊的国营书店,进书渠道正规,图书品位不俗,虽然场地不大,但是非常热闹,书友们都能收获满满。至于后来,参展商户逐年增多,场地面积逐年扩大,当然摊位增加不是坏事,但是因参展者的良莠不齐,引来粗糙图书的泛滥,最大量的是盗版书,还有借折扣书之名的残损书,更有许多硕大的礼品书。礼品书,有人戏称豪华书,加盖加盒,装帧漂亮,阅读是错误百出,收藏是毫无价值。以致声誉甚高之正规书店参展的愈来愈少。大约在2003年,在省体育场周边举办书展时,将展场分成两半,南半边是新华书店为主的大小正规书店,北半边是各类个体商摊,泾渭分明,互不相扰。也就是从这年起,太原就不再举办大型书展。

关于折扣书,还想说几句。有些单位处理图书时,廉价售人,心有不甘,而在库房积压,又影响资金流动。于是对处理图书施加刑罚,使之残缺不全。书展上最常见的是在书脊上涂上墨道和巴叉,这还是手下留情。更有的直接撕掉封皮(通常是精装本)、扉页和版权页。还曾经在书展和南宫书市上见到几种大型画册,所有书都被粗钻头打了孔洞,穿胸贯肚,惨不忍睹,实在想不出何种原因,驱使这些人对图书下此毒手。

虽然后来太原没有书展了,书友们也不是无处可去。首先太原南宫的旧书市场,每周六、日开市,其场地之大、摊位之多,在华北颇有名气,规模并不次于书展。其次,省市新华书店系统都不定期、不拘地点处理图书,如解放路省属书店的三楼,五一路市属书店的侧旁巷子,坞城路书店的门口都有处理图书。常年处理图书的还有桥头街的特价书店(原为工具书店),一层以5折处理库存图书,三层是古旧书经营部;建设南路中段特价书店,以1-4折处理库存书和残损书。

个体经营的大型廉价图市超市,以解放路的超限书店最有名,以半价出售文史哲类图书,吸引不少学子和书友,本地媒体屡有报导。隔壁是古籍书店,经营新版古籍和艺术画册,按定价出售,不过既然到此,亦可顺便一观。另一有名的是坞城路山西大学邻近的黄河购书中心,上下二层大厅,所有图书以3折出售。

面积较小的旧书店有起凤街的书香阁,又称五元书店,顾名思义这里的书都是5元出售。学府街东端的学府旧书店,虽然在商户的地下室里,空间局促而聚集不少图书,琳琅满目,至少有10万册可供淘选。其他有名的还有国风书店、淘书坊等十几家,因离敝住处很远,难得走访,故也难以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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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书坊杂记》43 马可波罗的山西行和皇室贡品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代时中国全境只有山西太原出产葡萄酒,此话不免夸张,也表明他还没有深入了解中国。但也表明,当时山西盛产葡萄和葡萄酒,想必也是事实。否则早在唐代,迄至清代,山西的葡萄和葡萄干一直被列入贡品清单。

马可波罗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人物,他约于1271年11月随其父叔离开威尼斯,经两河流域、波斯,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中国。1275年至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后到大都(今北京)。马可波罗用写实笔法,叙述他在中国各地的见闻。马可波罗曾经沿元代的上都驿道,从河北涿州(今涿县)西行,到达山西。《游记》对山西境内,北至大同,南至临汾,西至吉县,均有描述,有多处介绍山西种植葡萄和养蚕产丝的盛况。

如进入山西境内云: “沿途皆见环以城垣之城村,及不少工商繁盛之聚落,与夫美丽田园,暨美丽葡萄园,居民安乐”。”此处饶有桑树,其桑叶足使居民养蚕甚多。居民颇有礼貌,盖沿途城市密接,行人来往甚众,商货灌输甚多也。”

叙述太原云: “行此十日毕,抵一国,名太原府。所至之都城甚壮丽,与国同名,工商业繁盛,盖君主军队必要之武装多在此城制造也。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园,酿葡萄酒甚饶。契丹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亦种桑养蚕,产丝甚多”。叙述太原周边情景云: “沿途风景甚丽,见有不少城村,环以墙垣。其中商业及数种工业颇见繁盛,有大商人自此地抵足,前往印度等地经商谋利。” 叙述平阳(今临汾)云: “行此七日半,抵一城,名平阳府。城大而甚重要,其中恃工商业为活之商人不少,亦产丝甚饶”。

据《游记》所述,元代时山西的工商经济已很发达,既是兵器制造之处,也是酒和蚕丝的重要产地。今天的山西,唐朝称河东区,设河东节度使驻守晋阳城。葡萄在汉武帝时从西域传入我国,唐代时山西种植的葡萄和酿造的葡萄酒很有名,已经作为贡品(《新唐书·地理志》)。五代时,北汉也常用山西葡萄酒做赠礼。元朝时,曾指定太原葡萄酒作为皇家贡品。

贡品是古代臣民和属国进献给中央帝王的物品。贡品制度起源很早,在《禹贡·夏书》里就有兗州将漆器和丝品进献给大禹的记载。据史籍记载,山西的贡品除了葡萄和葡萄酒以外,还有剪刀,“并州快剪子”是唐朝对太原剪刀的赞语;还有铜镜和铁镜。公元951年,刘崇称帝于晋阳,沿用汉的年号,史称北汉,北汉疆域包括晋阳周边各地,相当今之晋中地区,经历四主。有五台山僧继禺,每年进贡北汉数百匹马,史称“添都马”。同时,又在柏谷(今繁峙南峪)设置银冶,采矿炼银,每年得白银千斤。后北汉在银场设“宝兴军”,用这笔银子向契丹进贡。其他还有蒲州青柿饼,明朝时贡品;平定黄瓜干、沁州黄小米,明清时贡品。长治腊肉、相枣,清朝时贡品。

清代皇室对贡品制度很重视,自顺治帝起,各帝都有关于贡品的御旨,大意是贡品必须为本地方特产,不能用其他地方产品代替;贡品必须是实用之物,严禁花俏观赏之物;贡品仅备朝庭御用,数量不可过多;贡品必须能方便运抵京城,严禁运输途中扰民。

清代贡品分年贡和节贡,年贡二至三次,节贡则有万寿帝后生辰、端阳、中秋。平时严禁地方官吏借进贡之名,巧取豪夺,扰乱百姓。综观有清一代,朝庭对贡品是讲求实用,力戒花俏浪费,更严禁借机扰民。道光帝登位后,还对各省的贡品清单仔细审查,大加删汰,亲自用朱笔圈定种类和数量。

清代吴振椷《养吉斋丛录》里有一份咸丰年间的贡品清单,可知能夠上贡品的都是当地的著名产品,有些享誉至今,如广东葛布、山东鱼翅、四川药材、福建柑桔、安徽宣纸、云南洱茶等。当时山西巡抚负责的贡品有12种,约分三类,其中皮革类有青白肷皮(肷,据《康熙字典》,牛也)、天马皮、珍珠毛皮、羊羔皮各1000张,黑朔鼠皮、白朔鼠皮各500张。食品类有藕粉50盒、葡萄干3箱、柿霜50盒、飞罗白面4箱、石花冰鱼50尾。日用品类有太原猪胰50盒。经比较其他省,其珍珠毛皮、黑白朔鼠皮、葡萄干、飞罗白面、太原猪胰都是山西特有产品。有些产品,今已不知为何物,只能从其名称,加以想像。

关于太原猪胰,现在已鲜为人知。猪胰是猪肠的白色脂状物,含多种消化酶,剝离捣烂,用于清除污垢。早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猪胰易腐烂,很少直接应用。汉唐时期,将加有豆粉的猪胰称为澡豆,在明清时期将加有碱面的猪胰称为胰子。根据需求,还有添加香料、白面、砂糖、药材等,有各种名目,习惯上都称之猪胰。在清代,作为贡品,它是上至皇帝后妃,下至王爷贝勒、福晋格格,每日洗沐除垢,须臾不能离的卫生用品。在民间也被广泛应用,当时北京有合香楼等老胰子店近百家,太原猪胰是这些店家柜上的俏货,深得闺阁名媛、梨园伶人和青楼女子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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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书坊杂记》43 读《万物》(2)

《万物》是德国著名汉学家雷德侯的重要著作,《万物》的重要论点是中国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很早就发明和运用了各种模件系统。中国古代制造的数量厐大的艺术品,完全得益于模件化生产,这既包括手工业的工匠制品,也包括那些完全有别于工场生产的艺术家创作,如文人的书画等。书里最常用的“模件”一词,是指标准化的零件或简单组合件,零件可以大量预制,并且以设计的组合方式装配在一起,从而用有限的常备零件很快创造出变化无穷的单元结构。

《万物》对清代有 “百科全书” 之称的《古今图书集成》盛赞有加,认为这是清宫衙署的官员和工匠完成的最大杰作。这部“图书集成” 采集广泛,内容丰富,通过详尽校录各个领域的遗存图书,旨在建立人类知识的完整纲目。中外学者公认,这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博士曾说: “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这是一件无与伦比的最珍贵的礼物。” 与所有的模件体系一样,为了完成这套“图书集成”,必需有详细的分工,得以应付头绪繁杂的工作。为此主管官员预先编写了一份指导手册,图解重要工序的场景,按手册规定,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按计划进行。

《古今图书集成》用铜活字印刷64部,用新的活字印刷流程取代传统的木刻印刷相当成功。在清宫的“指导手册”里出现新的揀字、排字工种。电铸法的引进更是关键,借助电解工艺制造金属活字,可以对字体进行复制或缩小,而其清晰度不会受到影响。1861年,爱尔兰人姜别利将该技术引进上海美华书馆。此后中国大商埠的商业出版和快速的报纸印刷迅速替代木版印刷和石印。

相比之下,《万物》论述文人书画的文字,读后有空乏无力之感,远不如叙述工场制品那样酣畅生动。推其原因,可能是模件和规模化生产原本是许多制造工场经营的努力目标,即使从史前年代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里,也可以看到原始制陶工匠的劳动分工与模件化生产痕迹。《万物》将工场制作的如陶瓷器、漆器、印刷品等等纳入“模件体系”,使人读后容易接受。而文人书画本来是个人的精神产品,与工场制作的生产活动有着本质区别。在文人书画的创作(生产?)里,看不出能与工场生产的产品批量化、标准化、协作性、可预见性、质量控制等有何联系。书里将范文、碑帖、画谱之类比作“模件”,将构图、母题、笔法之类比作模件,将画家常画的景观、物体、标本之类比作模件等,以此表述中国文人书画也是模件化生产的产物,显系牵强附会之论。

《万物》的内容并不限定在书题所框定的“艺术”范围内,其议题已扩展至更宽泛的视野,诸如中国社会和官府的结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国模件思想的西传等,内涵十分厐大,涉及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对外交流等领域,内涵十分厐大。令人读后,不免心生疑窦,既然模件体系在中国无处不在,那么中国人对模件体系情有独钟的原因何在?模件体系是否为中国所独有?为何是在中国,而非他国?设若在他国,有否与中国有同样的表现?这些都缺少横向比较和分析。作者只是引述了一段叶利塞耶夫的话说: “中国人首先规定基本要素,而后通过摆弄这些小部件,从而创造了艺术作品。” 明显是提出问题,而又将问题简单化。

关于中国模件系统对西方工业的积极影响,书里有一节 “中国影响欧洲” 的简单文字论述,以陶瓷生产为例子。作者应允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届时可能会发现中国的范例对西方现代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影响,远远超乎世人的想像。因为除了使用机器动力而非人力外,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因素,如分工与工序流程、标准化与质量控制、组织与管理等,都有中国文化的首创贡献。作者认为,与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相比,除了动力以机械化代替人工,无论从分工到管理,中国古代在模件化生产中都首先做到了。

《万物》虽是西方人著作,但论述内容完全是中国古代的事物,难能可贵的是书的语境完全是中国式的,修辞严谨,简练精确,契合中国古典文化氛围,这固然是由于作者深厚的汉学功底,也得益于翻译者的遣词造句的功力。

中国古代有个有名的益智玩具叫七巧板,由家具“”燕几”演变而来。用正方形薄板分成七块,可以随意拼排出多种多样的图形,广泛流传到各国,在国外称为“”唐图”,意即中国的拼图板。七巧板也是一个模件系统。在《万物》里没有提到七巧板,而是举了另一个中国古代拼板的例子,说明他开始研究中国艺术品时,是如何萌生模件系统想法的。他用了三大段文字说明这种拼板游戏,文字艰涩,令人费解。对于作者来说,也许他用的例子是他幼时的重要经历,但是作为模件系统的举例,想要使读者迅速理解他的所想所思,则未必很成功。他举的拼板例子既不为人们所熟知,图形的变化数量也极为有限。如果改用七巧板来说明他的想法,叙述文字可以简练很多,七巧板虽然发明在中国,但在中西方是大家都熟知的益智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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