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孝琚碑出土不过百年也，出土时间就有两个，一说五月，一说九月。
出土相关人员，挖掘者，叫马遵祥，文字记载是马宗祥，其实呢不叫马宗祥。前些日子，盛兄学伦去当地摸查，马遵祥的后人告诉盛兄说，搞错了，还找出族谱来佐证，真实不虚就叫马遵祥，而非马宗祥。此误应该是方言口音所误，那个时代，识字的不多，记录者也未详究，便被叫做马宗祥了，一叫就是百年。
传话者马正卫，马遵祥挖出石碑，第一个告诉的人是老表马正卫，马老表知道了。他进城的时候，遇见相熟的胡国桢先生。把挖到石碑的事告知胡国桢，胡国桢先生是文化人，十分重视，忙着要上省城昆明去参加科举考试，耽误不得。便再三嘱咐马正卫转达马老表，要好生保管，等他高考完了就第一时间来看。
胡国桢先生就去考试了，直到九月，高考失利，完犊子了。从昆明翻山越岭的回到家乡。那会儿呢火车不通车，跑运输的汽车更没有，除了马车，牛车，就只有11路1字汉马。昭通、昆明一个单程也得月数时间，餐风露宿，好不辛苦。考试失败的胡先生，眼看风雨飘摇的大清，心里失落、彷徨，眼看大清这艘破败的木舟还能撑多远也不好说，看不到一点希望，个人得失有算得了什么呢？生活才是自己的，光阴才是自己的。
胡先生心中一直挂着出土的石碑，天朗气清的早上，他去拜见了前翰林院检讨谢崇基，并把石碑一事按马老表的讲述又生动顺溜的復述一遍。履庄先生一听，本就清闲自在，一激动就行动。请了胡先生到街上饭馆吃了午饭，胡先生、谢先生二人便携了尺子笔墨纸一类物件，走路去石碑发现地也不近，寻了马车踢踏踢踏的上路，一边寻问路人马老表家住哪儿呢？晌午时分就找到了马老表家，没顾上喝口水就去马遵祥取土的地方看石碑了。
明、清两朝，乡试时间在阴历八月份，会试在阴历二月份，殿试在三月份。乡、会两试的时间定在当月的初九、十二、十五三天。胡国桢先生参加的乡试，去省城考试必须提前几个月去，路程遥远，步行，乘马车，中间还免不了耽误，在今天也就几个小时就到了，那个时候没得半月时间几乎不可能到达。到了还得准备一下考试，背书备考。胡先生六月前后就得出发赶路，路上时间宽裕，一边走一边玩。以此可证，孟孝琚碑出土应该是五月间无疑。
孟孝琚碑出土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五月，也就是1901年5月。这是一个多事之秋的岁月啊，李鸿章代表大清兰贵人签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大清已经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割地赔款，列强来犯，此时的大清和签约的老李十分相似，一个拄着拐杖的垂暮老朽木似的李鸿章，走路颤巍巍的，一丁点风就能吹倒似得，弱爆了。大清被蓝眼睛的野狼盯上，虎视眈眈的都想撕咬一口肉，兰贵人吓得颤抖着，被逼得东躲西藏，下顿不接上顿，不是在逃跑的路上，就是在逃跑的路上。
前清翰林谢履庄避难穷乡僻壤，俸禄怕是没着落的，靠着早年的一点积蓄，平时书院的收益，日子倒也滋润。发现残碑，从碑的文字，形式看，是汉碑无疑，虽然是残碑，也十分奇美精良，谢履庄雇了牛车拉倒城里书院一角置陈。传言谢先生拓了数十本流传于世，以致后来异乡客身，落魄换酒。可惜的是谢履庄早期拓本存世极其稀少，见者寥寥。市面流传多为民国初拓本，再往后就更模糊不清了。
书法界历来认为云南碑刻属明清以后的为多，此前为少，汉碑绝无，清末人黄炳堃就说过“滇南无汉碑”，而《孟孝琚碑》的出土，成为一个有力的反驳。由云龙谓：“滇中石刻，两爨(《爨龙颜》、《爨宝子》)已为边方生色，更得此碑，距今殆千八百余年，又驾两爨而上之，足以征滇省文化输入之早。”余贵林2023.9.26 ...展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