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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藏之间# 红色通行证――路条的故事

在革命战争年代,站岗、放哨、送信、查路条是儿童团最光荣的职责。 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敌我双方纵横交错,解放区的人们在村头道口设置哨卡,通过查路条对过往行人验证身份、使特务奸细无法混入,使地主劣绅无法逃脱。在没有身份证的年代,路条就是验证身份的重要凭证,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少年儿童也积极组织儿童团,协助人民军队、群众组织,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查路条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 历史虽已远逝,但往事 并不 如烟。下面几张赤峰地区解放战争时期的路条,可以使我们感受一下纸片里的峥嵘岁月。

第一张路条是第十九军分区赤峰县大队签发的一张通行证,上面写明“兹有赤峰县大队三连战士刘祥、丁占会二同志前去三区桥头一带买黄豆买猪去,自带全枪两支,望各沿途军政民岗哨验证放行是荷。限期十天有效”,落款盖“十九军分区赤峰县大队部”的红色印章。从这个通行证可以看到,证上写有持证人,持证人的身份,去往地点,事由,携带器具、有效时间、签发机关、签发日期,并且还要盖签发机关的印章。小小纸片,要件齐全,和介绍信差不多。路条上的第19军分区是赤峰地区的地方军队组织,军事管辖赤峰县、赤峰市、平泉、宁城等地。

第二张路条是赤峰县四区三家村农会给当地村民签发的,内容是“今证明三家行政村大车四辆,随车八人上北哨一带买草,带洋四十万元,望沿途岗卡同志见证放行。限三星期内有效”,盖“赤峰县第四区三家行政村农会”印章,并有农会负责人签字盖章。签发时间: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下面还有一段附注:并请赤峰县工作团第四区团部盖印证明。
这张路条上的“赤峰县工作团”即赤峰县土改工作团,四区主要指赤峰县水地乡一带。

第三张是赤峰县土改工作团给四区村民签发的通行证。内容是“滋有本区鸡冠山村住民徐佳明年二十三岁,前赴哈拉道口赶集,请各机关及沿途各岗哨党政军民验证放行”。有效时间7日,签发时间: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盖“赤峰县工作团第四区团部”印章。

第四张是冀察热辽军区电话队签发的路条,内容是“今有我队刘坦同志回赤县大队,希沿途各岗卡验条放行是荷。限3日有效,军区电话队王景瑞”。签发时间:三月十二日。盖章见“冀察热辽军区”字样,其它字模糊看不清,可能是电话队或电话队主管机关的印章,当时冀察热辽军区机关随着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碾转于赤峰、林西、宁城等地。

这四张路条都签发于1948年3月,当时的赤峰为什么要实施路条管制制度呢?

第一,赤峰虽已解放,但战争并没走远。赤峰周边,辽沈战役刚刚打响,热河全境尚未解放,国民党军队的残部、流窜的匪徒都给赤峰的治安带来压力,赤峰并不太平。就在解放前夕的1947年5月,我参加冀察热辽党代会的冀东代表团在柴胡栏子与残敌遭遇,22人牺牲,其中许多是党的高级干部。在上面路条的签发地赤峰县四区一带,土匪“压五洋”和“老二嫂”在1946年8月还围攻了四区政府,在随后的清剿中,“老二嫂”虽被抓获镇压,但“压五洋”等残匪还在流窜作恶,匪患仍需防范。

第二,1948年,土改风暴席卷赤峰大地,人民不仅要分享胜利的果实,也要保卫胜利的果实。1948年1月,赤峰县从政府机关,驻赤的冀热辽联合大学等学校抽调了大批干部和学员组成了500多人的土改工作团下乡,深入到各区村开展工作。工作团选拔积极分子组成新的村政权―农会,对地主、恶霸进行清算和斗争,把土地和财产分配给广大人民群众。从四张路条中就有两条与工作团有关也可以看出,当时土改工作是农村工作的重心。但是土豪劣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搞破坏,与土匪勾结,妄图反攻倒算。为保障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第三,1948年的赤峰还是党政机关云集的热河重镇,为安全警戒提出了更高要求。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冀热辽军分区等党政军机关驻地都在赤峰,还有冀察热辽联合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冀察热辽分校、鲁迅艺术学院、《群众日报》社等机构也在赤峰地区,赤峰一时成为热河地区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签发第四张路条的冀察热辽军区电话队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单位。而且,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当时鼠疫的影响,党政机关的驻地还经常迁移。仅冀热辽中央分局的驻地就曾碾转于赤峰、林西、宁城一带,所有这些都为安全警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刚迎来解放的赤峰,人民扬眉吐气,革命事业蓬勃发展,但内忧外患依然存在。为捍卫新生政权,维护胜利果实,保障土改顺利进行,采取路条制度,强化戒备与管制,就不足为奇了。

小小路条带我们回到烽火连天的岁月,见证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抚今追昔,胜利成果来之不居安思危,守疆卫土依然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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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藏之间# 《巴林怒火》的爱恨情仇

巴林草原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巴林左旗有一个不执政的闲散贝子,蒙语称海林贝子,名叫色旺拉布丹,他的府第在今林东镇海兴他拉一带。这个海林贝子色旺拉布丹从科左中旗娶来的老婆名叫敖勒根儿,对待下人非常凶残狠毒,被奴隶们暗地里称为狐狸精。侍奉她的两个女奴:乌由和旭热饱尝其苦,受尽折磨。海林贝子府里还有若干男奴隶,其中有一个叫根皮勒的,是女奴旭热的哥哥,还有一个叫花带的,是海林贝子的随从兼府中的枪炮手。花带很有正义感,看不惯贝子夫妇所作所为,经常暗中照顾那些受虐待的奴隶。根皮勒的妹妹旭热喜欢花带的为人,久而久之,两人产生了爱情。敖勒根儿不容两人恋爱,以“勾引内府丫头”为名,令人将花带吊在马棚痛打一顿,罚其做砍柴、刨树疙瘩等苦差,又把旭热许配他人。当花带向府中缴送树疙瘩时,敖勒根儿又以“数量不够”为由,把花带打得皮开肉绽,仇恨的怒火在花带心中产生。民国元年旧历十一月十七日,乘贝子进山打猎之际,花带与根皮勒、旭热相配合,从府库中取出枪支弹药,欲举事报仇。贝子发觉,返回府内镇压,混战中被花带和根皮勒射杀。花带等人又闯进内府,把藏在灶坑里的敖勒根儿拖出来,将其腿打断,用浇了油的毛毡裹其身置于木柴垛上,以火焚之。在海林贝子府的熊熊大火中,花带等人策马向漠北驰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原昭盟京剧团的编剧孙珑根据这一故事创作了现代京剧剧本《巴林怒火》,歌颂巴林草原奴隶造反的英雄业绩 揭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阶级斗争史。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孙珑充满了创作的激情,比如唱词中番岱(花代)反抗思想的表达:“为什么王府的牛羊遍地走?为什么当奴隶缺吃少穿一年倒有四季愁?为什么王府里美貌的姑娘听令去伺候?为什么当奴才吞声咽气、忍受折磨,到头来任他宰割犹如杀马牛?难道他是天生该把福来受?看王爷也非六臂三头。”孙珑还常常沉浸到故事情节中,当写到“折磨”一场戏时,孙珑竟伏在书桌上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当他把这场戏念给妈妈、妻子、女儿听时,她们也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剧目,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斥为“叛国文学”,剧本最末写:“众人勒马冲出巴林,直奔北方而去”被指暗示主人公逃往外蒙古,把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看做是搞“阶级斗争调和论”,孙珑也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围攻孙珑的大字报贴满了京剧团的院子,这位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的戏剧家,受批斗遭围攻,勒令交代罪行。孙珑百思不得其解,委屈得像个孩子般伤心地哭泣。1966年9月22日,孙珑不忍其辱,在英金河畔自缢身亡,时年三十八岁。一代风华,就这样随风而逝。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新时期后,孙珑得到平反,《巴林怒火》重见天日,赤峰京剧团重新排演了该剧。重演后,再次受到观众好评,《赤峰日报》以“巴林怒火再生记”为题发表了评论,《百柳》以“火”为题,颂扬了孙珑的业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巴林怒火》的爱恨情仇终于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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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奇博趣收藏# 同仁堂乐家在赤峰开设的药铺――宏达堂

北京同仁堂是中药行业最著名的老字号。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氏祖先原籍浙江宁波,明末来到北京,走街串巷,摇铃行医。康熙8年(1689年),乐显扬创设同仁堂药室,结束了乐家游方郎中的历史,康熙41年(1702年),其子乐凤鸣将药室迁入繁华地段大栅栏,药室改为药铺,并于1723年开始供奉御药,自此名扬京城。在三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同仁堂几经兴衰,历尽沧桑,金字招牌始终屹立不倒。前些年,以同仁堂历史为背景创作的电视剧《大宅门》热播,使同仁堂更具传奇色彩。 剧中“白七爷”白景琦(同仁堂第十二代传人乐达聪,又名乐敬宇的原型)的形象深得人心。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同仁堂乐家后人,同仁堂的股东乐绍虞来到赤峰,开设了宏达堂药店。乐绍虞就是“白七爷”――乐敬宇的次子。

宏达堂既然是乐家的药店,乐绍虞又是同仁堂的股东,字号为什么不叫同仁堂呢?因为这乐家一直供奉宫廷御药,小心翼翼,出不得半点纰漏,遗有祖训“同仁堂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三百年来同仁堂只京城一家,别无他设,这即是对朝廷的承诺,也是为了谨防假冒。但到了宣统年间,清末统治走向衰落,御药供奉也不是那么要紧的事儿了,再者家族壮大,大家都想开店,墨守成规也难。1907年,颇具反叛精神的“白七爷”乐敬宇率先在济南开设宏济堂药店,其他人纷纷效仿。“白七爷”这一辈男性11人,其中10人先后开设了本人或本房的药铺,连同此后下一辈开设的药铺,“乐家老铺”大概开了有三四十家。但乐家同时也对各店提出要求:各家开设的药铺可以悬挂“乐家老铺”的招牌,共享同仁堂的祖传秘方,但一律不能使用“同仁堂”的字号。所以各家药铺虽是同仁堂的传承,却字号各异。

那么宏达堂主人乐绍虞是个怎样的人呢?作为乐敬宇的儿子,在乐家同辈中,乐绍虞经营药店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为人处世、行为作派颇具乃父之风,很有些《大宅门》中“白七爷”的风格。

其一,做事别具一格,各家都在大城市里开设药店,他却在偏远地区寻求发展。宏达堂一家总店三家分店,总店设在北京西单商场西门,一家分店设在承德太平桥,另两家分店设在内蒙古地区,一家开设在绥远(今呼和浩特),另一家就开在咱哈达街。这家分店开设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年的赤峰虽地处偏远,但地处交通要道。东经朝阳可达锦州、沈阳,西经茅荆坝至承德入北京,南经平泉可抵天津,北经乌丹、大板可抵蒙地深处,可谓商旅云集,经贸繁荣,有“拉不败的哈达,填不满的八沟”的称道。乐绍虞到咱这地方开店,可以说是独具慧眼。宏达堂在赤峰最先是开设在二道街中间路北,后又移到三道街中间路南。 去年春天,比现在稍晚一点儿的时候,收到了一些赤峰宏达堂的“仿单”(药品说明书兼广告宣传单)及一些膏丸散丹,上面清晰地显示有宏达堂的开设地点。

其二,乐绍虞胆儿大,经营有魄力。乐绍虞善于借钱经营,有时候做大买卖资金周转不开,就请有钱的朋友到全聚德吃烤鸭,大讲自己的宏伟规划,酒酣耳热之际就把钱借到了,据说北京的宏达堂总店就是乐绍虞借钱开起来的。但乐绍虞从来不瞎忽悠,借的钱总能连本带利按时奉还,买卖还越做越大,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善于“负债经营”。

其三,广告宣传做得好。乐绍虞在赤峰开设的宏达堂经营规模虽然不如赤峰本地的德盛恒等药店,但宣传做的肯定是最棒的。我看过一些民国时期的药品“仿单”,大多印制粗糙,字迹模糊,而宏达堂的“仿单”则印制精良,字清爽目,有的还盖有乐绍虞本人的印章,有“以人格做担保”的信誉保证之意。以“秘制固肾保真膏”仿单为例,长长的一大张,除详尽药品说明、使用方法外,还画有使用示意图,标明人体穴位与对应病症贴敷之处,真的是贴心之作。相比之下,我看过的“仿单”虽达不到“不堪”的程度,但也是平淡无奇。另外宏达堂的仿单版面清爽,不像一般的民国广告,色泽艳俗,花里胡哨的一片。乐绍虞还把广告宣传做到了膏药上,宏达堂的小贴万应膏,一面印有堂号和药品说明,一面则印有“北平同仁堂铺东、宏达堂主人乐绍虞敬赠”章,说明宏达堂还开展买药赠药的活动,在您接受馈赠的同时,这一贴小小的膏药相当于乐绍虞的名片也随即呈上。

其四,货真价实,真打实凿,不马虎。宏达堂的宣传是以货真价实,质量上乘做后盾的。这些药品,保存了近百年,依然药香浓郁。膏药所用皮革,厚实柔软,外观如新。药瓶封蜡严密,瓶内粉末如初。遵循了同仁堂“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祖训。

总之,乐绍虞胆子大、脑子活、点子多,又谨祖规,守信誉,无愧于“白七爷”的儿子。但他在赤峰的经营还是时运不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从北平往赤峰运药困难,与当地药宏达堂不得已就关闭了。解放后乐绍虞曾任济南市副市长,1953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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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页之间# 一张大字报

这是一张写在1966年4月21日《昭乌达报》上的大字报。写这张大字报的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罗列的种种“罪状”清清楚楚,无论是否属实,都体现出了大字报“揭发、批判”的主要功能。在当年,这种大字报铺天盖地,但留存到现在的已非常少,这张大字报也是一张残报,有破损,内容也不完整。
大字报兴起于1957年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提倡“大鸣、大放”,在“鸣放”会上有人提出,可以把意见贴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供大家争鸣、辩论,不久在北大校园餐厅的外墙上贴出了一张又一张的大字报,形成了所谓的“民主墙”,从而使“大字报、大辩论”成为“大鸣、大放”的重要手段。1966年8月5日,北大聂 元梓等人贴出的大字报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伟大领袖称赞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写的何等好啊。”并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战火,大字报风行神州,遍布街头巷尾,成为文革中人民群众最重要的舆论表达方式。1975年宪法,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纳入总纲予以确认,认为其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1978年宪法,虽然“拨乱”但尚未“返正”,依然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直到1980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修改1978年宪法,这一规定才被废止。
从1957年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1980年宪法修正案废止这一言论方式,大字报曾经是人们政治生活中体现民主自由的重要表达方式, 但在动乱的年代里,大字报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悲剧,一桩又一桩冤案,演变成了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恶之花”。实践证明,不仅要赋予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还要引导和规范人民群众正确行使民主和自由,否则权利一旦失控,就易推演极端导致动乱,这一教训是深刻的。历史的脚步虽已渐行渐远,但温故知新,仍须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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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次购书经历(3)

我的第三次难忘的购书经历,是因为对《赤峰红山后》这本书的耿耿于怀。这不是一本普通书,但研究红山文化的人都知道它。这是一本考古发掘报告,1935―1938年以日本东京大学校长、考古学家滨田耕作为首的东亚考古学会,对赤峰红山后的远古先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并把出土文物带回日本整理研究,于1938年出版了这本书。可以说,这是赤峰红山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但是,中国土地上的文化遗存不仅不能自己保护,出土文物还被带走,总不能让人释怀,一直有要买这本书的想法。
十几年前在琉璃厂的古籍书店我终于见到了这本书,在玻璃柜里锁着,是1938年的原版。让店员拿出来翻看了一下,书印制的非常精美,扉页是一幅手绘红山贴画,内页图版照片清晰度非常高,不得不说这是一本制作精良的书。当时书店标价四千多元,囊中羞涩,乖乖让店员放回玻璃柜里。过了两年,再次造访古籍书店,书还在,店员也没变,标价变了:六千多。这次手头有点银子,壮着胆子跟店员砍价:“两年前书就在这儿,能不能便宜点儿”,店员不屑地说:“这算啥,我上班儿八年,很多书在这儿比我店龄长呢”,砍价不成,再次放弃。回赤峰后,不日碰到了时任红山区档案局副局长,藏书家刘兄,说到此事,刘兄慨然“此书当买”。过了不久,刘兄即趁进京之便购回此书,使此书回到了红山文化的发祥地,也算适得其所。但自己没有买到,心中不免怅然如失。
花开花落,几度春秋,这事也就撂下了。前年的某个午后,闲来无事,打开了雅虎日本拍卖的网页,无意中再次与此书相遇,《赤峰红山后》的拍卖信息赫然在目。赶紧摩拳擦掌,注册注资下拍一气哈成,拉开了志在必得的架势。但很快便觉大事不妙,咱这儿浏览雅虎页面卡顿严重,每下拍一次,几分钟页面才更新,这要是最后关头竞拍激烈,还没等页面更新拍卖就结束了,不泡汤才怪。抓耳挠腮之下,在距离结拍还有半小时的时候,赶紧联系在日本的小妹和妹夫代拍。据小妹讲,小妹夫在下班回家的电车上手机上网就轻松搞定了。感谢小妹和妹夫出手相助,以更低的价格拍到了这本书,使该书完璧归赵,了却了我一桩心愿。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卖这书的老兄,在网上仅提供了三张照片,封面、扉页、内页,而且封面还被一层油纸遮着,外观看不清,而这书1981年日本重印过,曾疑惑是否重印本。印象中原版书封面书角处有红色护角,而再重印书没有,吭哧瘪肚地端详了半天,透过油纸缝隙,还是看到了一丝红色曙光,才放心下拍。后来把这事说与该书汉译本的注释者李俊义先生,李老师说,可以看扉页书的副标题,原版有“满洲国”三字,而新版没有。真是醍醐灌顶,一语点破。专家就是专家,当你还费劲巴拉地看外观时,人家从专业的角度一眼就能看出区别。这就是差距,深感无知比书痴更愚蠢。
亲友们有时戏称我是书呆子,我的三次购书经历基本能印证这一点。 现在依然热衷收集乡土文献,痴心不改。如果说书给我带来一些好运,要感谢儿时生活在一个农村的知识分子家庭,使自己撒野之余还有书读,感谢父母从小就一直给我订阅诸如新少年,少年科学画报等许多刊物,感谢小叔每次回家都给我买小人书和许多课外读物。感谢爱人的理解,能支持买书又独辟一室作为书房,感谢购书读书中不断有贵人相助。
(1、2图是雅虎日本拍卖的原图,封面被油纸包着,3图是该书封面的庐山真面目,4、5、6图是该书的外盒和内页。书的品相非常好,有护纸、有外盒,似乎原主人就一直没有翻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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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书心得# 我的几次购书经历(2)

第二次难忘的经历是初升高的时候,去老府镇参加考试。在老府供销社的代销点,买了一本韩树英的《通俗哲学》。书很厚,哲学那时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名词,不懂!之所以买这本书是因为里面方成先生的漫画插图吸引了我。说到这儿,我要强调一下:当年新华书店的网络真是强大,遍布城乡各地,偏僻的小村庄都能渗透到。说那时候农村文化设施落后,孩子们没书可读,我是不信的,那时候无升学压力,父母又多是庄稼人,孩子不爱读书倒是确实如此。也有人说,文革文学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浩然”,我也不以为然,供销社的书架上琳琅满目,我觉得比当时的食品丰富得多!书归正传,通俗哲学买到后,确实有时翻一翻,书讲得道理看不懂,漫画能看的懵懵懂懂。不过到高中时学辩证唯物主义常识,这本书应该是有帮助的,有了这本书做铺垫,我对一些哲学概念就不显得陌生了。参加高考那一年,走进了政治课的考场,打开试卷一看,熟悉的画面出现啦:那不是方成先生在《通俗哲学》里的漫画插图吗?试卷中有两道选择题是以书中漫画插图为内容命题的,当时喜悦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现在想一想,我从小记忆力特别差,从来没有完整地背下来一个概念,考试最怕名词解释,最愿做选择题,命中率却非常高,与愿意翻闲书,经常在纸堆里骨碌应该有关系。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我本来填报的是“经济管理专业”“教育管理专业”,但拿到通知书一看,却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个我想都没想过,学更不愿学的专业。之所以被调整到这个专业,与当年政治考了八十多分,而数学才考五十多分有关。(原来那本《通话哲学》参加工作后送给了喜欢学哲学的学生,这本是后来买的,破损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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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书心得# 我的几次购书经历(1)

说自己是读书人,实在不敢当。现在除了教科书,真的很少能认真地阅读几本书了。但因书结缘,与书相伴确是经常的事。回顾自己买书历程,也有几次有趣经历,自认为颇具传奇色彩,记述如下,原博大家一乐。
记忆中最早的一次买书应该是在学龄前,好像还不识几个字。那时候我生活在一个叫六分地的小村庄里,爷爷在离村庄约50华里的老府地区医院工作。爷爷是个爱干净的人,每次洗脸都在脸上手上打满了香皂沫,声音很大的洗脸。爷爷还每天刷牙,使用后的牙膏皮子(当时是锡做的)都积攒着,拿到供销社代销点的废品收购部去换钱。有一次爷爷去邻村的代销点带上了我,虽然只有3华里的路程,但对于年幼的我那简直就是一次万里长征,一路跟头把式地跟着爷爷来到了代销点。牙膏皮子换钱后,爷爷问我买啥?那时候真是奇怪,柜台里吃的玩的都不在眼里,却看上了五颜六色的图书。我翘着脚,抻着脖子指点了两本书,完成了我人生第一次的购书经历。这两本书是《哨所清泉》(故事集)和《海燕》(相声集)。在记忆里,这两本的书名似乎当时还不认得,但封面潇洒英俊的哨兵形象却一直深深印在了脑海里。许多年后在旧书摊多次遇到过这两本书,但已经没有了读这种书的兴趣,就没有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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