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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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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又是一年世界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一个能直接感受历史和文明的地方,一件件文物在时间中留存,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段段静静流淌的故事。曾有什么博物馆或者文化遗产让你印象深刻吗?欢迎来话题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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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耕雨读堂
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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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宋莉华:《封神演义》“神”在哪儿?
#访古记#
#访古记# 最近有两部正在热映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和《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都取材自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演义》,引发了不少年轻人对这一小说的关注。《封神演义》作为一部趣味横生的神魔小说,长盛不衰。书中的姜太公、哼哈二将、四大天王这些人物,至今为人们所熟悉和信奉。由封神榜开创的“榜”的结构形式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小说中势不两立的道教派别阐教与截教,千载之下仍散发神秘的色彩,引发读者的好奇。书中神魔斗法、各显神通的奇谲想象更是魅力四射。 作者之谜《封神演义》一书大约出现在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小说叙述了殷商与周的斗争历史。商纣王宠信妲己,昏暴淫乱,穷奢极欲,又任用奸佞,残害忠良,弄得民不聊生,众叛亲离。周文王、周武王原是商纣之臣,他们仁义贤明,广施仁政,得到天下八百诸侯的拥护。周武王率领仁义之师,以姜子牙为丞相,讨伐暴君。而真正的较量则发生在道教的两个教派——阐教与截教——之间。为武王助战的阐教与助纣为虐的截教中的诸位神怪仙魔各施道法,大显神通,展开恶战。在进行多次交锋后,正义终于战胜邪恶,仁政取代暴政,武王伐纣取得大捷。全书在姜子牙封神、周武王分封列国诸侯的喜庆气氛中结束。关于《封神演义》这部书的缘起,清代梁章钜的《归田琐记》和邓之诚的《骨董琐记》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趣的说法:有一个士人倾家中所有,为他的大女儿置办丰厚的嫁妆。二女儿看着不免心生怨气。士人安慰她不必担心。这位慈爱的父亲根据《尚书·武成篇》“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一语,演绎出一部《封神演义》,把书稿交到二女儿手中,让她用卖书所得置办嫁妆。父亲并没有偏心,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封神演义》果然成了畅销书。女儿女婿皆大欢喜。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封神演义》出自明代的一位名儒之手。作者撰写此书,意在与《西游记》《水浒传》鼎立而三。他偶然读到《尚书·武成篇》“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云云,忽然神思泉涌,写出了一部《封神演义》。士人与名儒究竟为谁,这些说法又有多大的可靠性,我们不得而知。中国古代小说一直处于正统文学结构的边缘,不登大雅之堂,地位卑微,小说家也耻于在自己的作品上具上真实姓名,造成作者的背景资料匮乏,从而人为地制造出许多“作者悬案”。《封神演义》便是其中之一。像许多明清小说一样,它的作者是谁,至今还是一个谜。 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封神演义》为明代许仲琳撰写。许仲琳,南直隶应天府(今江苏省)人,其他情况不详。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万历间苏州舒载阳刻本,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封神演义》最早的刻本,共一百回,题有“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傅惜华在《内阁文库访书记》中说,他在内阁文库看到明代万历年间,金昌书肆舒载阳的刻本,卷首有“邗江李云翔为霖甫撰”,故此认定《封神演义》原作者为许仲琳,改定评次者为李云翔,是一种比较可信的结论。此外,也有人认为,《封神演义》的作者是陆西星。陆西星,字长庚,明代南直隶兴化县人,自称参佛弟子、蕴空居士。生性聪颖,善文辞,工诗画,为名诸生。但“九试不遇”,于是入山著书,著有《老子玄览》《阴符经测疏》《南华经副墨》《方壶外史》等。从他的思想经历看,倒是很有可能撰写《封神演义》的。不过,无论《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封神演义》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只是一个改编者。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斩将封神的故事,很早就是民间说书的题材,特别是在宋元时期,在一种专门的娱乐场所瓦肆中,风行一时。小说不过是对民间创作的改编。从《武王伐纣平话》到《封神演义》与作为宋元讲史流传下来的底本、即元代所刻《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相比,《封神演义》基本上是《平话》情节的放大。 赵景深先生在《中国小说丛考》中,曾经以《武王伐纣平话》中的画题代替回目,与《封神演义》做过非常细致的逐回比较。结果表明,《封神演义》前三十回,除了哪吒出世的情节外,几乎完全根据《平话》改编。作者虽然在叙述阐教与截教大战时,抛开《平话》而出神入怪,但到八十七回以后,又开始大量地袭用《平话》中的情节,如瓠剔孕妇、纣王斫胫、剪箕子发、离类师旷战高祁二将、太公烧荆索谷破乌文画、八伯诸侯会孟津、武王斩纣王妲己等。《封神演义》中最富于魅力的,同时也是受责难最多的,是其中对怪谬荒诞的描写。其实这些描写多有所本,并不是作者子虚乌有的编造。《史记》中《三代世表》《殷本纪》《周本纪》等,为“武王伐纣”故事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史实框架。《楚辞·天问》《诗·大雅·大明》《淮南子·览冥训》、汉代贾谊的《新书·连语》、晋代常球的《华阳国志·巴志》、王嘉的《拾遗记》、李翰的《蒙求集注》等,记载了从秦汉到魏晋时代关于“武王伐纣”的不少民间故事。《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在前代史书、笔记内多有记载,如元始天尊是道教之祖,见《隋书·经籍志》;广成子为古仙人,见《庄子·在宥篇》;赤松子见《史记·留侯世家》;赤精子见《汉书·李寻传》;哪吒见《夷坚志》;妲己之事更是在《尚书》《史记》《晋语》等多部书中作过记载,《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周书·克殷篇》等则都写到过斩杀妲己。其他如伯邑考、骊山老姥、老子等,也是取之于前代书籍,依托想象,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 从《武王伐纣平话》到《封神演义》,从史书、笔记对人物的简笔勾勒到《封神演义》中栩栩如生的描写,这之中存在着一个丰富化、详尽化、精致化的过程。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耸人视听的怪诞想象,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神怪斗法的瑰丽画卷。《封神演义》中着力描写的十绝阵、万仙阵等,众仙聚首,各逞其能,写来变幻莫测,令人称奇。虽然《平话》中也有所谓六甲阵、五武阵、八卦阵等,但无论从排兵布阵的规模,参加破阵的人数,阵势的险恶还是描写的细致曲折程度看,与《封神演义》相比,《平话》都难以望其项背。除了增加大量细节描写之外,《封神演义》的人物画廊也极大地丰富了。一个奸臣费仲不够,再添上尤浑、飞廉和恶来。虽然祸国殃民,惹了不少事端,却使故事生色不少。太子殷郊则多了一个弟弟殷洪。二人遭父亲纣王追杀的经历,被《封神演义》敷衍得极为惊险曲折,弟兄之间表现出的手足深情也颇感人。托塔天王与哪吒之间的父子恩怨,写得回环曲折,完全出自《封神演义》作者的创新。此外,神通广大的杨戬,善遁土之术的土行孙,武艺高强的邓九公及其女婵玉由抵抗到归顺的戏剧性经过,哼哈二将、魔家四兄弟的异术和奇宝,都体现了《封神演义》作者的匠心独运,令读者大开眼界,非《平话》可比。《封神演义》的功绩还在于,它将《平话》中一些不尽妥当的描写做了改动。比如《平话》中将师旷当作顺风耳,将离娄当作千里眼,不仅荒唐而且亵渎先贤,《封神演义》中改为神荼、郁垒,至为允当。 据《山海经》记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封神演义》继承并改造了这一传说,将神荼与郁垒作为棋盘山桃精、柳鬼,采天地灵气、受日月精华而有灵,目能观看千里,耳能详听千里。正是由于作者的这些努力,《封神演义》才能在后世流传不绝,而它的蓝本《武王伐纣平话》反而湮没无闻了。道气氤氲:阐教与截教的对垒《封神演义》虽然写武王伐纣的历史,其实不过是借这一段历史敷衍神魔故事,就像鲁迅先生所说“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中国小说史略》)。武王伐纣的真正主角是各路神仙,他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构成一个庞大完整的神仙体系。除了肉身成圣的仙人外,最后封神的365位神仙中,道教中的主要神道,乃至民间奉祀的紫姑神都各得其位,按部就班。领衔主演则是姜子牙,书中的姜子牙,与其说是谋臣和伐纣大军的统帅,不如说是神化的方士。明代是一个尊崇道教的时代,特别是到嘉靖年间,道教几乎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明世宗是明代最为迷信道教方术的皇帝,醉心于长生不死、驱鬼斩妖、房中御女等,一生被方士所欺,最终因服丹药不适而丧命。 《封神演义》的重心在神魔斗法。武王伐纣的过程就是辅佐周武王的阐教的神道仙怪,战胜助纣为虐的截教的神魔妖怪的过程。阐教与截教之争是贯穿商周战争的主线,而所谓的阐教与截教这两大教派恰恰是作者的杜撰。嘉靖年间,明世宗曾赐给龙虎山清宫道士邵元节“阐教辅国”的玉印。可能是因为这一事件在当时影响太大了,所以《封神演义》沿用了“阐教”这一名称。“阐”有阐发、阐明之意,名为“阐教”即取其明理之教的意思。“截”有阻拦的意思。《封神演义》中截教门人每每喜欢制造事端,阻挠伐纣大业,称之“截教”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小说以鸿钧道人作为师尊,鸿钧道人“一道传三友”,老子、元始天尊是阐教教主,通天教主则执掌截教一门。阐教强调正道修行,追求道德高尚的境界,除了申公豹之外几乎都是真仙正神。而截教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多数倚仗的是旁门左道。闻太师是截教门人,但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正直高尚的人。他忠心耿耿,精忠报国,为平定内乱而南征北战。他虽属截教却不赞成杀伐过重。他与金鳌岛十位道友共议破西岐之策,袁天君说得在理:“吾闻姜子牙昆仑门下。想二教皈依,总是一理,如红尘杀伐,吾等不必动此念头。既练有十阵,我们先与他斗智,方显两教中玄妙。若要依勇斗力,皆非我等道门所为。”并不是一副蛮不讲理、杀气腾腾的面孔。闻太师对此深表赞许,他听姚天君有致姜尚于死地的计策,不禁喜上眉梢:“道兄若有奇功妙术,使姜尚自死,又不张弓持矢,不致军士涂炭,此幸之幸也。”闻太师对商朝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闻太师在绝龙岭归天之后,还忠心不灭,一点真灵借风径直到朝歌见纣王,劝谏纣王勤修仁政,求贤辅国。一片赤胆忠心,真是可歌可泣! 《封神演义》撕掉了传统意义上的善恶标签,不是简单地把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与阐教、截教对应,确定教派归属的标准是:辅周者属阐教,助纣者为截教。闻太师虽然忠心耿耿,尽人臣之道,君臣之礼,但他忠的是代表邪恶势力的纣,邪不胜正,所以遭到全军覆没的惨败。阐教中人参加到这场伐纣战争中来,是因为他们1500年不曾斩却三尸(三尸神是具有检察检举职能的神,每到庚申日就到天庭揭发人的过错与罪恶),犯了杀戒,所以要降生人间,征诛杀伐以完劫数。截教本来与此无关,乐得逍遥,但他们争强好胜,屡屡挑起事端,抱怨阐教对他们的轻慢。这其中还包括申公豹的捣鬼。申公豹虽属阐教,却被贴上了“反派”标签,一直挑唆截教门人无事生非,与阐教为敌,助纣为虐。实际上,他在小说中还是一个线索人物,起了收聚封神榜上365位正神的作用。四圣西岐会子牙时,广法天尊好心劝王魔回去修行,图个自在,王魔却动了无名火,不服气地说:“难道你有名师,我无教主!”(三十八回)赵公明属闻太师战西岐时,看到“地烈阵”主赵江被子牙陈尸芦蓬,不禁大怒:“岂有此理!三教原来总一般,彼将赵江如此之辱,吾辈体面何存!待吾将他的人拿一个来吊着,看他意下如何!”(四十六回)周信、吕岳等人皆为不满阐教对截教的轻视,要一争高下(五十八回)。最后连通天教主都为截教的地位感到难堪,认为尊严受到威胁而加入与阐教的抗衡。 维护教派尊严和地位,是截教门人与阐教作对的共同理由。这是道教内部的派别斗争在文学中的反映,是道教内部正道与旁门左道长期争论的表现。截教门徒通常自称“炼气士”(也包括阐教中的少数人如云中子等),所以一般认为是明代道士得势的丹鼎派与被排斥的吐纳派之争,此外还包括南宗、北宗,天师道与全真教之争。《封神演义》为什么能火《封神演义》为什么从古代一直火到现代?其实,在中国小说史上,《封神演义》的地位并不高,通常被列为二三流小说。书中保守落后的妇女观,以及由于小说热衷于描写神魔斗法带来的人物类型化、平面化问题,都颇受诟病。然而,《封神演义》在民间的影响却十分巨大深远。乡村庙宇中供奉的神像,有不少是《封神演义》中的人物。中国佛教寺院的大门,一般都是三门并立,中间一大门,两旁一小门,所以称三门殿(有时也写作山门殿)。三门殿的门两旁往往矗立着两尊巨大的金刚,叫夜叉神,是佛的警卫。世俗都通常称之为“哼哈二将”,显然是受到《封神演义》影响的缘故。而天王殿里供奉的四大天王,分别手持琵琶、剑、小龙和伞,面目狰狞,高耸屋梁,正是《封神演义》中的魔家四兄弟。 农村造屋破土时,喜欢贴一张“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条子,每逢过年,书有“姜太公在此”的大红纸条更是贴得门楣上、柱子上、屋梁上到处都是。这一风俗追根溯源起来,就是出自《封神演义》中姜太公为朋友宋异人“压星收妖”的故事。那位背倚猛虎的黑脸大汉赵公明,则是许多店铺老板的座上宾,因为他统率着“招财”“利市”等四位正神。中国民间对于《封神演义》的兴趣,与他们对佛、道的崇信是一样的,不过都是期望能够得到实际的福佑。今天的网络小说、影视文学为什么也对《封神演义》情有独钟呢?一方面,小说中的神魔斗法,争妍斗奇,可以极大地满足观众的感官娱乐需求。与一般历史小说虚幻色彩逐渐削弱的发展逻辑不同,《封神演义》借神演史,反而把殷纣和周武王的斗争历史神话了。在历史叙述的完整性中,《封神演义》加入了幻想的奇诡性,这样一来就使得它处在了历史叙事、世俗道教和佛教幻想的交叉点上。《封神演义》的前三十回,几乎完全根据《武王伐纣平话》扩充改编,之后便把《平话》搁在一边,专写神怪,伐纣的历史也变成各路神仙摆阵斗法的历史。十绝阵、金光阵、红沙阵、黄河阵、诛仙阵、瘟煌阵、万仙阵等等,五花八门,奇妙无穷。作者集中心智,在排兵布阵方面潜心钻研,诸阵之间,一阵有一阵的绝妙,一战有一战的神奇。破十绝阵,一定要先用一人赔偿性命,诛仙阵中老子表演了一气化三清的分身妙术,万仙阵中乌云仙、虬首仙、灵牙仙、金光仙、龟灵圣母原形毕露,化为金鳌、狮、象、孔、龟的种种想象,令人目不暇接。 《封神演义》的批点者钟惺对这类天马行空的想象很不以为然:“又云凡七窍者皆可成仙,又云披毛从此得作佛也,由他从此看来,俱是自家作主张。”(八十三回总批)殊不知《封神演义》的魅力就在于作者的这种“自家作主张”的无拘无束的想象中。书中的姜子牙,历史上实有其人,《史记》的《周本纪》《齐太公世家》都有关于他的详细记载。不过《封神演义》加重了他身上的神仙气和方士气。如第四十回写到四天王久攻西岐不下,非常烦躁,商议各祭异宝让西岐化成渤海。姜子牙用金钱排卦,算出祸事,立即沐浴更衣,披发仗剑,移北海水把城郭罩住,救护西岐。第六十二回羽翼仙又发狠要叫西岐一郡化为渤海,姜子牙再度上演这一幕,保住西岐。另一方面,以今人的眼光看《封神演义》中的神魔,它们获得了颠覆性的重塑,人物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得到了重新阐释,易于引起当代人的共鸣。哪吒用三头六臂撕开的是一个困局,在他逆天改命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文化起义。传统的善恶、孝道等伦理被哪吒解构,善恶本无定论,对立终归统一。(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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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夫知命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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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古记#
由于工作需要,在闭馆日近距离观看了鲁迅纪念馆的珍贵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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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力胖胖
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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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古记#
黄釉双龙尊。刘老师摄于洛阳博物馆。
[纪念章]隋炀帝杨广金属纪念章(带包装盒、购于洛阳)
¥50
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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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艺
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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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古记#
多一点忍耐,就会少几次后悔。少几次翻脸,就多几个台阶。多几次听不见,就少几次庸人自扰。少撂几句狠话,就多一些余地。
商品专题
课外阅读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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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渠书生
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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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古记#
稷山稷王庙。稷山稷王庙又称后稷祠,创建于元至正五年,是农耕时代特有的印记。稷山稷王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档次最高、保留最完整的一处专祀谷神后稷的庙宇;集石雕、木刻、琉璃为一体,堪称古建筑“三绝”。稷王庙坐北朝南,二进院落布局。中轴线上建有山门、献殿、后稷楼、泮池、过亭、姜嫄殿及两侧钟、鼓楼和东西垛殿。现存过亭、姜嫄殿及东西垛殿主体结构为元代建筑,其余建筑皆为清代。、保留最完整的一处专祀谷神后稷的庙宇;集石雕、木刻、琉璃为一体,堪称古建筑“三绝”。尤其是钟鼓楼,飞檐翘角,高低错落,琉璃流光溢彩。
吴昌硕“竹虚”拓片一纸
吴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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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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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耕雨读堂
4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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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纪习尚:杜甫如何吃上蔬菜
#访古记#
#访古记# 春天正是吃应季蔬菜的季节。在品尝新鲜美味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人隐居乡野的梦想。归园田居也是历代文人的传统。近日,阅读杜甫诗集,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发现:杜甫的一生困顿潦草,大富大贵的日子没享受过几天,连吃菜这样的问题也要时时挂在心头。但是他筹划有方,靠着自己种菜、采摘野菜以及朋友送菜等办法,解决了一家人的吃菜问题。 759年,杜甫在颠沛流离中度过,洛阳、新安、石壕、潼关、华州、秦州、同谷……无一能够久留。这一时期,他家的菜,很多时候是朋友、邻居送的。比如隐居的阮先生,柴门内种满了一畦一畦的蔬菜。杜甫看了眼馋,还没等他开口要,阮先生就送来了一大筐顶着露水的嫩薤:“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数了数足有三十把,菜的质量也好:“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这下好些天不用为吃菜发愁了。760年,杜甫寓居在一座古寺的空房里,粮食和蔬菜都没有着落,靠老朋友、彭州刺史高适分他禄米以及邻居们不时送来蔬菜,才勉强渡过了难关。他在《酬高使君相赠》中说起过这事:“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旧时,想要随时随地吃上菜,最靠谱的当然还是自己种。永泰元年(765年),杜甫多年来的知音兼老板,成都尹、剑南节度使严武去世,53岁的杜甫失业了。生活无着,他只得离开成都草堂,顺江而下,另寻一条生路。接下来的一年,杜甫途经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抵达了夔州(奉节)。在夔州,杜甫找到了新的“雇主”——夔州都督柏茂林。在柏茂林的关照下,他得到了几间寒舍,暂时安顿下来。随后,杜甫在屋舍的正堂之前,平整出一片土地,又起沟垄,将它分成一条条的菜畦。按照季节栽种不同的蔬菜,一家人可随时取用。 这一年的秋天,一场雨后,正是种植秋菜的好时候。他打算种一些莴苣,这是一种耐寒的蔬菜,九十月份播种,来年的暮春初夏,就能收获肥硕甘美的根茎。杜甫喊来家中的小童,选定了两条草席般大小的菜畦,将畦中的土块细细敲碎,然后把种子一颗颗点到土里。种下两畦莴苣之后,杜甫时不时到菜田里巡视一遍,看有没有柔嫩的细芽破土而出。直到第二十天,播下去的莴苣种子还是没有发芽的迹象。倒是野生的苋菜一丛丛地蔓延开来,几乎盖住整个菜畦。杜甫大为失望,他本来以为莴苣这种平常的蔬菜,随随便便就能种好:“苣兮蔬之常,随事蓺其子。破块数席间,荷锄功易止。”没想到连幼苗都没有长出来,真是白费了一番功夫:“两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看来,对杜甫而言,种菜远没有写诗容易。这一年,他没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莴苣,种菜的故事倒是通过《种莴苣》诗流传了下来。次年秋,杜甫决定再战菜园。在《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勤耕牛,兼书触目》诗中,他袒露了自己的真实心迹:“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虽然接受了夔州都督的照顾,但清楚地知道自己直率的性格在官场中并不受欢迎,反倒是在田园里种种菜,能让他找寻到真正的自己。 那段时间山雨均匀,园中土润,又到了秋菜的播种季。有了去年失败的经验,这个秋天他立了三个新计划:一是种植的品种由莴苣改为蔓菁(又名芜菁),蔓菁和莴苣一样,也是秋种春收,不过它的根更加致密,既可炒食又可煮食,菜粮兼用,所谓“冬菁饭之半”;二是扩大种植面积,上一年只种了两个草席大的土地,今年他决定动用耕牛:“深耕种数亩,未甚后四邻。”大种几亩,绝不输给左邻右舍的老农们;三是增加种植品种,除了大量播种蔓菁,其他时令蔬菜也要种一些,夔州气候温和,冬季也有蔬菜顽强生长。这一年,杜甫实现了四季都有新鲜菜蔬可吃:“嘉蔬既不一,名数颇具陈。荆巫非苦寒,采撷接青春。”这次大规模种菜,还让杜甫目睹了一桩伤心事。新翻开的土地吸引来一对白鹤,啄食泥土中新翻出的野芹菜。杜甫仔细端详,发现雄鹤的左翅几乎垂至地面,伤口已经到了筋骨。雄鹤每走一步,就有几行血滴出来;走上三步,就要号叫悲鸣数声,看上去非常痛苦。而一旁的雌鹤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侧过脖颈,诉说自己的无奈与心酸。此情此景,杜甫不禁“杖藜俯沙渚,为汝鼻酸辛”,正在种菜的他,是否也联想到了自己多舛的遭遇?刚到夔州的第一年,也许是受种植莴苣失败的影响,杜甫家的蔬菜供应一时成了问题,以至于“畦丁告劳苦,无以供日夕”,堂前菜园里一时半会肯定是长不出菜来的,怎么办呢?杜甫的解决方法是采摘野菜,苍耳就是其中之一。杜甫有《驱竖子摘苍耳》一诗,就是说的这件事。苍耳,即卷耳,是一种古老的野菜,《诗经》中就有《卷耳》篇:“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苍耳顶端的嫩叶可作菜,能解杜甫的一时之需,而且还有治疗风疾的药用价值,杜甫时常让童儿们外出采摘:“卷耳况疗风,童儿且时摘。”苍耳生命力强,遍地都是,不到中午就能采满满一筐。择好洗净,端上饭桌,嚼起来非常清脆。杜甫还喜欢苍耳的另一种吃法,把它加入瓜薤中调味,效果神奇。 杜甫“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名号不是白来的,这首诗写的不过是日常采摘野菜的平凡小事,但他还是联系到了现实生活:“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野菜能吃饱就该知足,那些膏粱客们实在不应该求索无厌。除了苍耳,杜甫还采摘过槐叶。古人食用槐叶有很长的历史。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晋人多食槐叶,尝见曹都、谏真予述其乡先生某云:世间真味,独有二种,谓槐叶煮饭、蔓菁煮饭也。”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说:“槐初生嫰芽,可炸熟水淘过食。”杜甫摘下槐叶,是要做一道冷淘,也就是现在说的凉粉、冷面。杜甫写于767年(与摘苍耳同一年)的《槐叶冷淘》诗中,看看这道“杜甫冷面”的做法:“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槐叶摘下后,送到厨房,厨师将槐叶中的绿色汁液挤出,倒至新上市的面粉中拌匀,整个面团就变成了碧绿颜色;然后将面团压扁,切块、切片或切丝,放入鼎(锅)中煮熟;最后就是制作冷面的关键环节:过冷水。过水之后的冷面色香味俱全,爽滑如珠:“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在杜甫看来,这一碗槐叶冷面,老百姓在草舍中食用,自然是难得的珍馐,就是皇帝在轩敞的宫殿里纳凉,需要加餐吃宵夜时,它也完全有资格上桌:“万里露寒殿,开冰清玉壶。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 在夔州的前两年,即766年至767年,杜甫种菜还没能产出成果,采摘野菜也只能解一时之急,一家人的吃菜始终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根据这一时期所写的《园官送菜》,杜甫一家有时候连续几天断菜,幸亏有夔州都督的馈赠:“园官送菜把,本数日阙。”送的是什么菜呢?杜甫说:“苦苣刺如针,马齿叶亦繁。”苦苣、马齿苋,在当时是比较粗糙的菜,算不上味道鲜美的“嘉蔬”。不过,质量差些也比没有要好,一家人总算有菜可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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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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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馆九大镇店之宝介绍
河南博物院的九大镇馆之宝分别是:
1.贾湖骨笛:新石器时代,距今约9000年,用鹤类尺骨成,是中国最早的可演奏乐器,改写世界音乐史。
2.杜岭方鼎:商代早期,高87厘米,重64.25公斤,是迄今发现的商早期最大的青铜器之一。
3.妇好鸮尊:商代晚期,通高45.9厘米,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鸮型酒器,造型实用且纹饰精巧。
4.玉柄铁剑:西周早期,全长34.2厘米,是我国目前经科学鉴定的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
5.莲鹤方壶:春秋时期,高1.26米,被誉为“东方最美的青铜器”,展现春秋时期的艺术风格。6.四神云气图壁画:西汉早期,长5.14米,是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西汉墓室壁画。
7..武则天金简:唐代,长36.2厘米,是中国唯一现存的帝王金简,揭秘武则天晚年思想与信仰。
8.汝官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北宋,高19.5厘米,是汝窑传世品中唯一一件完整的天蓝釉器物,堪称宋代美学极致。
9.云纹铜禁:春秋时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失蜡法铸件之一,代表古代精密铸造技术的巅峰。
这些镇馆之宝不仅展示了河南博物院丰富的藏品,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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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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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顾农:卢肇的《送弟》诗
文章来源:文汇报2025年03月31日
晚唐文学家卢肇(字子发,818—882)出身贫寒,由于他一贯勤奋苦学,又意外地得到当朝权臣李德裕的关照,于会昌三年(843)以第一名荣登进士第,这就是所谓状元了。中国人历来高度重视状元,穷小子卢肇年纪轻轻竟然获此殊荣,肯定前途无量啊。
此前卢肇参加过两次进士科考试(840、842),皆名落孙山,而这第三次进场,忽然中了头彩,他兴奋极了,写诗道:“桂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成名后作》),这时他显然不知道自己的“折桂”实有特别的缘由:先前当李德裕于大和九年至开成元年(835—836)被贬官至卢肇的故乡袁州(今江西宜春)任长史时,卢肇曾投卷拜谒,李大人很赏识这个寒门小子的学问才华(参见傅璇琮《李德裕年谱》,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3页)。等到会昌三年开考时,主考官王起(吏部尚书)来问已是宰相的李德裕有什么人要照顾,李大人原是不赞成宰相干预科考的,这时却顺便表扬了一下袁州的卢肇,这在他不过是爱惜人才奖掖后进的意思,而卢肇则喜从天降,立刻跳过了龙门。
但是后来卢肇的仕途并不顺利,先是长期充当幕僚,多年后虽然当上了京官、地方官,政绩也很不错,却甚少升迁,后来又突然遭到罢免,还乡。晚唐党争甚烈,政局混乱,李德裕遭到对立面的排挤,于会昌六年(846)失去了相位,后来更被流放去了海南,曾经受惠于李大人的卢肇自然也就很难有什么好事。在古代的官场里,人际关系的影响一向是很大的。
卢肇的学问才气主要花在辞赋方面,所作有八卷之多,其中《海潮赋》一篇尤为出名,得到过皇帝的赏识;他的诗文成就不算很高,传世者仅存零星,但仍有值得关注之作,其中有一首《送弟》诗最有意味:
去日家无担石储,
汝须勤苦事樵渔。
古人尽向尘中远,
白日耕田夜读书。
这首诗大约作于这位贤弟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主要内容是要求他在家好好干活,刻苦读书。卢肇兄弟的故家相当贫贱,卢肇通过艰苦奋斗实现了阶层的跃迁,而其老弟似乎既怕吃苦,又觉得学而优也未必能入仕,即使当了官又随时可能翻车:读书有什么用!卢肇告诫他说,不必管这些,还是要刻苦读书,这样可以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境界,脱离尘俗的低级趣味。
“古人尽向尘中远”,这句诗包含了卢肇关于人生的深刻认识。卢肇自己曾为“学霸”,科举场中也曾非常得意,但高光时刻一过,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上及其稍后一度领先,并不代表就能一直领先,学业水平的高低与官场是否得意,也未见得能够完全一致。在人生的长时段里,影响一个人沉浮起伏的因素太多了——但是尽管如此,年轻人仍然绝不可以一味听从命运的安排,随波逐流,而应当脚踏实地,刻苦用功,既靠劳动养活自己,又尽量向高远处努力。
青年人一定要有高远之想。读书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这比一切蟾宫折桂、功名富贵都更加重要。“向尘中远”这四个大字表达了一种积极而达观的人生态度,“勤苦”则是远离尘俗的必要条件。凭这一首诗,卢肇已经可以在唐代诗坛上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了。
附图为北京孔庙的《元明清三朝进士题名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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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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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旅行第十五站,稷山青龙寺。青龙寺始建于唐龙朔二年,寺内建筑年代跨度较大,极具历史研究价值。其中腰殿、大雄宝殿及耳殿为元代遗构,其余建筑多为明代重建。殿内保存有大量珍贵的元代壁画,其壁画艺术被誉为“元明两朝绘画杰作”,与永乐宫壁画齐名。这些壁画总面积190余平方米,内容丰富,涵盖了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展示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场景。《释迦牟尼说法图》《弥勒佛说法图》《水陆画》等壁画,人物形象生动,色彩浑厚,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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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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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张明 马云丰:唐宋文学中的“梦”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8日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梦”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美学符号。在唐宋文言复生故事中,“梦”的书写犹如一面多棱镜,既折射着士人心灵深处的理想追寻,又映照出社会现实的斑驳光影,具有理想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三个方面的美学特征。这些特性在《广异记》《酉阳杂俎》《玄怪录》等书中,皆有所述,成为解读唐宋文人精神世界的密码。
在现实中,人们无法通过控制梦境去满足或实现某种目标和愿望。但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可以通过想象与建构,利用梦来满足主人公或作者的期待与愿望,从而传达梦的理想性美学特征。
在唐宋文言复生故事中,通过梦来展现其理想性美学特征的故事不在少数。作者通过这一形式,来表现死而复生故事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梦成了主人公往返异度空间的渠道。作者通过梦境实现自身的理想,展示主人公内心丰富的情感变化和情感寄托。作者在描述主人公情感变化的过程中,自身的审美体验在作品中自然流露,美好愿望和理想也得到寄托。从这一层面看,梦境中的理想性特征既有小说主人公理想的实现,也有作者理想和心愿的表达。如《玄怪录·古元之》中,主人公古元之喝醉后发病,梦中进入异度空间,被神人古弼带去和神国。和神国环境优美,土地肥沃,没有敌人,没有战争,人们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一切都是如此祥和安宁,是人们眼中典型的世外桃源。世外桃源本是古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环境,作者依据自身的想象和创作,安排主人公古元之在梦境中进入异度空间,并跟随神人一同游历有着世外桃源之称的和神国,这是古元之的理想。他在梦醒离开和神国后,仍然依依不舍。和神国不仅是古元之的世外桃源,也是作者牛僧孺的世外桃源。作为中唐时期重臣,牛僧孺一面为安史之乱后出现的藩镇割据而担忧,一面则是深陷朝中的政治漩涡。仕途上的波折使其身心疲惫,文学作品是其寻找精神归宿的途径,古元之梦中的和神国便是牛僧孺一直寻找的世外桃源,是其内心理想的外化。
梦本身具有虚幻性。基于梦的这种特征,作者往往会用梦作为自身艺术创作的载体,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进行批判和抨击,以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因此,唐宋复生故事中的梦具有批判性的美学特征。如《续玄怪录·薛伟》讲述县主簿生病,梦中进入异度空间,梦见自己化成一条鱼,在江海中自在游动,不料因饥饿而被自己的下属抓到,在厨师欲烹饪的瞬间,薛伟复活并召集众下属,讲述了这一离奇之梦。
这则复生故事与其说是奇幻小说,不如说是带有寓言批判性质的故事。文中一开始便提到主人公薛伟是因病而进入梦境。随后,梦境中的薛伟脱衣进入水中碰见鱼头人。鱼头人对其进行忠告:“恃长波而倾舟,得罪于晦;昧纤钩而贪饵,见伤于明。无或失身,以羞其党,尔其勉之!”但变身为鱼的薛伟并未听取鱼头人的忠告,最终因饥饿咬钩而被人钓走。作者借此梦,对那些一心追逐功名利禄、汲汲于世俗进取的人予以嘲讽与批判。他们在努力向上攀爬的过程中,厌烦了其中的勾心斗角,满心渴望回归本真。可当真正回归本真,获得短暂的自由与洒脱后,却发觉自身缺乏独立生存的本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他人算计利用的命运,沦为他人获利的工具。
唐宋文人通过梦境叙事实现了对现实维度的双重超越。在复生故事中,主人公由梦进入异度空间,梦醒即复活。因此作者在创作梦境之时,梦境可以随时随地发生,既能超越世俗观念的束缚,也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复生故事中,作者通过虚拟的境遇,使主人公进入异度空间,在异度空间中游览或完成任务,最终以各种原因复活,回到现实世界。梦境与复生故事相结合,加强了故事本身的虚拟性。在唐宋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梦中游冥复生作品,如《广异记·卢弁》《酉阳杂俎·李简》等。此类故事对于现实时间的超越也比比皆是,如在《续玄怪录·薛伟》中,当薛伟梦中变鱼复生之后,问旁边人过去了多久,文中写道:“谓家人曰:‘吾不知人间几日矣?’曰:‘二十日矣。’”梦中时间的变化较为随意,但在作者的创作中,常常将梦中与现实的时间进行对比,从而突出梦中时间的重要,体现其对现实时间的超越。
在唐宋文言复生故事的梦境迷宫中,能够触摸到一个时代的精神体温。理想性、批判性、超越性三重美学特征的交织,既构成了特定历史语境的文学镜像,也彰显着中国文人的精神追求。当古元之徘徊在和神国的余韵中,当薛伟凝视着钓钩上的自己,当卢弁站在时空交错的节点上,这些文学梦境超越个体生命的悲欢,成为民族集体记忆中的文化原型。(作者张明、马云丰分别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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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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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蔡辉:蒲松龄为何爱写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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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古记#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这是清代康熙时期的“文坛领袖”王士祯写给《聊斋志异》的题诗。首句典出自苏东坡,末句源自李贺,暗示蒲松龄怀大才而不遇。 蒲松龄与王士祯只见过一面,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时王士祯53岁,蒲松龄47岁。二人地位悬殊,王士祯是少詹事(正四品)兼翰林院侍讲,因父丧暂居家;蒲松龄则是无品级的乡村教书先生,坐馆的东家毕家是王士祯远亲,作为陪侍,得以会面。蒲松龄善诗,“一代诗宗”王士祯看罢,略加批注,便不再关注,倒是对《聊斋志异》极感兴趣,只看了数条,便大加赞赏。后王士祯两次致函蒲松龄,讨要原稿阅读,并做了36条批语,将其中5篇文章略加修改,编入自己的史料笔记《池北偶谈》中。为什么王士祯如此推重《聊斋志异》?原因复杂,但至少包括一点:蒲松龄善写狐妖,与前代创作皆不同,让人眼前一亮,特别是尽扫宋明理学的泼污。清代倪鸿曾称:“国朝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为第一。”《聊斋志异》的俗称即《鬼狐传》,近500篇作品中,写狐的达82篇,占全书1/6,且多精品,篇幅亦长。引人好奇:为何蒲松龄喜欢写狐妖?蒲松龄笔下的狐妖,究竟有什么特色?本文略作钩沉,以纪念蒲松龄去世310周年。 古人敬狐又怕狐狐妖之说,其源甚早。《山海经》多处记载了狐,如“又东三百里,曰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狐被视为祥瑞,汉纬书《潜潭巴》称:“白狐至,国民利。”《史记·五帝本纪》也称: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其中貔,《尔雅》释为“白狐”。一方面,古人认可狐的道德。《说文解字》称:“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首丘。”“其色中和”指狐狸毛色棕黄,在五色(青、赤、白、黑、黄)中较和谐;“小前大后”指头小尾大,有尊卑之序;“死则首丘”指狐狸死时头朝洞穴,不忘本。另一方面,古人又怕狐。同样是《说文解字》,称:“狐,祅(同妖)兽也。鬼所乘之。”或与狐狸昼伏夜出、诡计多端的习性有关,狐身体小,常钻入墓穴吃死尸,且叫声恐怖。《山海经》中记三种类狐兽,皆凶兆。一是“朱獳(音如儒)”,“如狐而鱼翼”,叫声如“朱獳”,“见则其国有恐”;二是“獙獙(音如必)”,“状如狐而有翼”,叫声似鸿雁,“见则天下大旱”;三是“扡(音如野)狼”,“状如狐而白尾长耳”,“见则国内有兵”。 敬狐又怕狐,可能与汉代兴起的“物老为精”观有关,葛洪在《抱朴子》中说:“狐狸豺狼皆寿八百岁,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而东晋郭璞在《玄中记》中,又开了个“速成班”:“狐五十岁,能变代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能知千里外事,善蛊惑,使人迷惑失智。”狐狸为何坏了名声从南北朝起,狐狸突然变成妖兽。李炳海先生在《部落文化与先秦文学》的青丘射虎一节中说:“先秦文学中,狐形象是君主、权势的象征,或是作为男性配偶出现,或者是眷恋旧居的形象。”据此学者夏侯轩指出,狐代表的是有力量的君主,而先秦掌握权力的基本上都是男性,故狐形象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的,是与历史的走向一致的。秦汉以后,修炼成仙或成精的基本上都是雄狐。魏晋六朝时期志怪狐妖以博学、智计见长,出现较多的是雄狐。但此时,雌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到了唐宋时期,明显出现了狐妖雌化的倾向,甚至进一步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狐妓形象。原因有二。一是胡人进入中原后,时人常借“狐”骂“胡”。哥舒翰曾说“野狐向窟嗥,不祥”,致胡人安禄山当场翻脸。《洛阳伽蓝记》中记了一个故事:“后魏有挽歌者孙岩,取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尾长三尺似狐尾。岩惧而出之,甫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为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人。”狐狸给人剃发,也是在暗讽游牧民族习俗。 二是道教与佛教相互竞争,双方都创作了一些狐狸故事,讽刺对方没有镇妖的本事,狐狸成了众矢之的。比如《六度集经》,称狐化为人形,乞食以供养道人,后经轮回,变成“阿难”。在民间,乡民们仍信仰狐狸。据《太平广记》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朱熹成了“反狐先锋”到了宋代,形势急转直下。学者任志彊在《中国古代狐精故事研究》一文中表示:“与唐人开阔的胸襟相比,宋人显得敏感自闭,这种差异也显现在对狐狸的观念上。宋明文士普遍丑化狐狸,狐狸形象一落千丈。”朱熹极端“厌狐”,注《诗经》中“匪赤莫狐”时,写道:“狐,兽名,似犬黄赤色,不祥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国将危乱可知。”注“有狐绥绥”时,写道:“狐者,妖媚之兽。”任志彊指出:“《诗经》时代,狐狸并未出现妖化现象。宋之前的解经者对狐狸的解释,都从普通动物角度出发,并未将狐狸与人事吉凶相牵连。”宋代理学勃兴,主张理性接管日常生活,可民间巫术常借狐狸说事,文人普遍“厌狐”,诗人苏舜卿称狐狸是“皮为榻上籍,肉作盘中脍”。 据任志彊统计,宋明狐精故事创作量锐减。从现存文献看,唐代有68个狐精故事,宋代仅21个,明代仅19个。洪迈的《夷坚志》是宋代志怪的代表,共420卷,故事多达千则,却只有13个狐精故事。宋代的《太平广记》有83个狐精故事,却只是汇集前人创作。数量少,质量还低。魏晋时期,男狐故事有7篇,占总量的50%,唐代有27篇,也多于40%,可“宋朝之后,狐精几乎全面女性化,化为女子的狐精往往吸人精血,丧人性命”,甚至写成狐妓,暴露出宋代社会的困境。宋代重商,世风糜烂,即“宋人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活至此,亦可怜矣”。幸亏还有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狐精的形象被彻底逆转。一是蒲松龄刻意遮蔽了狐精的兽性。学者张美洲、王 军涛指出,以《狐嫁女》为例,嫁女的狐翁,对偷窥者不仅不生气,反而称“不意有触贵人,望勿深罪”,邀其做客,比人类还懂礼节。二是平等看待人狐感情。比如《鸦头》中,刻画了一位忠贞于爱情的狐女,不惜离家出走、与母为敌。人怕狐精,因其是异类,可“吾生之前、死之后,安知其不为异类”,人与狐妖的区别只是轮回的阶段不同,众生之间本应平等。 三是呈现狐精的“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一面。据学者林春虹钩沉,《嫦娥》中写到狐女颠当为成全宗子美与嫦娥的婚事,宁愿自己避开,且力劝修仙的嫦娥留在宗子美身边;《阿绣》中狐女,因刘子固对阿绣的痴情,化身为阿绣的模样与之亲近,并帮刘子固得到了阿绣;《辛十四娘》中的冯生“少轻脱,纵酒”,他费尽心机,得到了狐女辛十四娘的爱,却品性不改,惹来杀身之祸,辛十四娘救了冯生,最终还是离他而去……在这些故事中,狐精充满人性光辉,敢爱敢恨,勇于自我牺牲。四是狐精们不仅有智慧,还善于反省自己。据学者林春虹钩沉,《董生》中狐女惑董生患病,董生等人残酷报复,狐惨然说:“余杀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雨钱》中,狐妖仰慕秀才博学,与之结交,秀才却让狐翁为他偷钱,狐妖故意让秀才空欢喜一场,并骂道:“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作贼。”在《红玉》中,蒲松龄写道:“非特人侠,狐亦侠也。”纪晓岚不懂蒲松龄《聊斋志异》丰富而复杂,对于它的主题,历来争议颇多。学者林春虹指出,蒲松龄写了这么多狐精的故事,表达出他对人类社会的不满——“自以为人在宇宙万物中居于中心地位,因而鄙视或者排斥异物的存在,轻易占用他物满足自己的需求,甚至扼杀他物”。学者黄洽则认为,《聊斋志异》中写狐精的作品多完成于蒲松龄在毕家当家庭教师期间,整整30年,独卧空斋、郁闷无聊,“不得已而设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靠想象美丽、善良、真诚的狐仙,以讽浊世。 当时能看懂蒲松龄的人并不多。写出志怪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的纪晓岚便没看懂,他说:“夫著书者必取熔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剧场关目,随意装点。”意思是蒲松龄的狐精故事好看,但缺乏教育意义,且文法不对,“一书而兼二体”。纪晓岚认为文言小说分两体,一种是传记,必须忠于史实;一种是小说,应严格按照《神女传》《夷坚志》等旧小说体例,让读者迅速看清来源。纪晓岚认为《聊斋志异》汪洋恣肆,在文体上不纯洁,只是“才子之笔”,不成体统。纪晓岚始终未将《聊斋志异》列入《四库提要》名单,因“今燕昵之词,媟(音如卸,意为轻慢)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纪晓岚的弟子盛时彦也附和说:“先生之书(指纪晓岚的书),虽托之小说而义存劝戒,无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聊斋志异》很传统今天读者不易明白纪晓岚的意见,看不出蒲松龄的功夫究竟下在哪里。学者刘瑞明在《蒲松龄对志怪狐狸精的扬弃》一文中,指出《聊斋志异》的传统一面。 比如《汾州狐》中称“狐不能过河”,出自《易经》;《嫦娥》中,嫦娥欲夺狐精颠当所爱,偷走其香囊,致骚味无法掩盖,出自《搜神后记》;在《聊斋志异》中,狐精共有胡、黄、辛、封、真、马、翁、皮、吴、皇甫十个姓,姓胡出自《太平广记》,狐能制皮草,故姓皮,毛色黄,故姓黄或皇甫;《辛十四娘》“日以纫织为事”,反用“狐不制衣”的旧说,因狐狸有皮,无需衣服,蒲松龄却调皮地将狐精改成裁缝;《雨钱》对应了“狐善盗”,狐性喜偷鸡,谐音成“偷技”,被视为盗窃高手……《风俗通义》中记:狐老无毛,怕人发现,天未明便结髻,是用人的头发做成假发;古代传说狐叫声似婴儿;狐狸拜北斗;狐狸守印等,这些信息虽猎奇,但无助人物塑造,便被蒲松龄抛弃。《聊斋志异》还给狐精设了籍贯。《娇娜》中皇甫公子“祖居陕”,《狐谐》中的狐女“本陕中人”,《胡四相公》“陕中产”,看来狐精的祖籍都在陕中。 这些信息链接着巨大的知识库,取舍、升级、美化……都有深意,写作者需付出惊人劳动,难怪不认可《聊斋志异》的纪晓岚也承认:“留仙(蒲松龄)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蒲松龄则自叹“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了。可惜下功夫最多的具体写作部分,因文言文教育不足,读者已难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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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斋古玩店
2025-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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