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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史# 北京语言大学60年：“小联合国”走出两位外国总统（四）
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解冻，两国达成互派大学生和交换生的协议。1983年，苏联10名研修生抵达北语。其中，来自苏联外交部的哈萨克斯坦人托卡耶夫格外引人注目。他身材魁梧，双目有神，成绩优异，与现为俄罗斯驻华大使的莫尔古洛夫都是这批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刘士勤是托卡耶夫的汉语新闻听力老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托卡耶夫在课堂讨论上十分活跃健谈，爱读报爱看新闻，喜欢打乒乓球，还在晚会上翩翩起舞。
寒假赴南京、上海、杭州访问时，托卡耶夫看到杭州茶乡改革开放后的繁荣景象，赞叹“这里的农民生活确实很好”。
苏联学生一般不谈论政治，但托卡耶夫上课时常用造句的方式委婉地表达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例如：“由于美国不能保证必要的安全条件，所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没有出席联合国大会。”
他喜欢骑自行车逛北京城，经常与中国老百姓接触、聊天。他观察到，中国被称为“小皇帝”的一代独生子女正在成长起来，认为这是一个“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现的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难题”。
他发现，中国有许多方言，不同地区之间彼此都难以听懂，中国人是“由书面文字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在所有会议上包括党的代表大会，人们不是在听发言者的发言，而是用早就散发的发言稿核对发言”。
在他看来，中国人的习惯是尽量不说“不”，特别是在正式交往过程中，“如果中国外交官说什么问题需要研究，那你就不要寄希望有肯定的答复，因为这是拒绝”。
从北语毕业后不久，托卡耶夫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过6年多，成了地道的“中国通”和汉学家。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托卡耶夫作为翻译参加会见，戈尔巴乔夫一度误将他当作中方翻译，说他是“俄文讲得最好的中国人”。
1992年，钱其琛访问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托卡耶夫担任翻译。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可惜，中国外长访问时间短暂，无法深入了解哈萨克斯坦的情况。”托卡耶夫用“走马观花”的成语来翻译此句，令钱其琛等会心而笑。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托卡耶夫先后出任外交部部长、总理、上院议长等职。2019年6月12日，他宣誓就任哈萨克斯坦总统。
同年9月10日，已退休20年的刘士勤和北语校领导受邀出席了托卡耶夫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会。演讲结束后，托卡耶夫与久别重逢的刘士勤紧紧握手，用地道的汉语祝他身体健康，并邀请他访问哈萨克斯坦。
2022年9月16日是北京语言大学60周年校庆日，托卡耶夫专门发来了贺信。
托卡耶夫曾回忆，自己在北语进修的80年代，中国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正是邓小平的这个理论使中国获得了成功，并为全世界所称道”。
他还说，汉语是一个海洋，越往深处游越能明白它是多么的无边深广，“因此有时在面对那些勇敢地声称‘精通’这种语言的大学毕业生时，我只是报之一笑”。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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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史# 北京语言大学60年：“小联合国”走出两位外国总统（三）
这年进入北语法语专业、后来留校任教的刘和平回忆，那时在北语的梧桐大道上，每天与他们擦肩而过的多是身穿中国政府统一发放的绿色军大衣的非洲学生，或者身着统一着装、佩戴着金日成头像徽章的朝鲜学生。
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留学生日益增多，北语聚集了16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汉语教学也延伸到世界各地，北语的知名度迅速提高。
当时，除三里屯使馆区外，北语所在的五道口一带是外国人最多的地方，很多人路过北语都会好奇地向大门内张望。学校西边一条通道将教学区和家属区分开，路旁一排做买卖的小摊儿，有卖烟卖水果的，暗地里还有换汇的。夏天，有欧美女生穿着比基尼泳装去北语露天游泳池，被管理员拦下：“泳衣或泳裤只能穿一件。你两件，不行。”女生大呼：“竟有这样的规定！那你看我脱哪件？”
1979年，陆应飞开始在北语外事处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北语外事处负责“留管”工作的科室按语种分为三个科：一科负责日语和阿拉伯语国家的留学生，二科负责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朝鲜语和德语国家的留学生，三科负责英语、俄语国家和东南亚小语种国家的留学生。陆应飞当时任二科科长，科里有七八位留管教师，面对着1000多名外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非洲和南美洲。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留学生的身份是“外宾”，北语作为涉外单位承担着民间外交的任务，是国家大外交的一部分。北语就像个“小联合国”，政治敏感性特别强，国际上每发生大事在学校里都会有所反映。留管老师每天都要摸情况，查隐患，因为出了问题就会造成“国际影响”。
当时在“外事无小事”原则指导下，北语对外国留学生实行“保姆式”封闭管理。留学生都住在留学生公寓里，生活单调枯燥，酗酒打架、罢餐罢课时有发生。外事处值班人员经常深更半夜来敲陆应飞的家门，让他去处理突发事件。不论白天黑夜，留学生出了事留管教师都得随叫随到。
陆应飞发现，欧美留学生法治观念较强，常常搬条例和规章来应对校方和老师，但同样，他们学习和生活上出了问题，只要按有关管理条例和规章处理，他们便能够接受。
在中韩1992年建交前，日本留学生的数量一度是最多的。二系教师李杨80年代初曾给一批日本留学生上报刊听读课。她回忆，这批学生多来自日本政府部门或大公司，在日本国内或中国台湾学过汉语。他们上课从不迟到、缺课，布置的作业总是按时完成，对学习汉语、了解中国如饥似渴，李杨需要大量阅读报刊才能准确回答他们的问题。
李杨每天清晨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录下来，自己先听多遍，然后拿到课堂上放。这是原汁原味的汉语，又是摘要，每一句话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不可能根据上下文猜出意思，一般要连放三遍甚至更多，大家才能复述出来。但是大概三个星期之后，录音放过一遍，班上的女生高桥由纪子就能准确地复述出内容了。
高桥由纪子是班上唯一一位女生，之前在大阪外国语大学学过中文。她见了人一定先弯腰鞠躬，举止娴静，语声轻柔，像生怕惊扰了谁。她的汉字书法也很有造诣，运笔姿势美，字有骨力和韵律。李杨觉得，她浑身上下散发着东方古典淑女的风韵。
1994年，李杨开了一门“热门话题”课，班上有一位来自古巴的青年叫何塞。何塞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之前没有学过汉语。那时的教材缺乏西语翻译本，他预习功课比别人更难，与班里一些学过汉语的同学相比水平差一大截，因此在课堂上比较沉默。但经过一段时间，他渐渐崭露头角，不但汉语突飞猛进，而且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了解日益深厚。
初读汉语时，何塞接触到的一些词汇让他感到美妙而神秘，如“大智若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他对中国人的智慧感到非常好奇，由此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论文选题是《孔子的仁政与重民观及其影响》。后来，他成为了厄瓜多尔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并创办了厄瓜多尔第一所孔子学院。
总统校友
迄今，从北语已经走出了两位总统。
1976年，埃塞俄比亚学生穆拉图从几千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该国五名公派生之一，到北语学习汉语。
穆拉图上中学后国家政局不稳，因此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视毛泽东为偶像。与同期学生相比，21岁的他显得十分成熟。他没有汉语基础，但学习刻苦，很快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能讲一口“京腔”，谈起中国历史文化头头是道。他闲暇时常和中国同学一起逛街、喝啤酒、聊天，对北京的大小胡同十分熟悉。
1991年在北京大学国政系取得博士学位后，他以参赞级别进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由此走上从政道路。2013年10月7日，58岁的他当选为埃塞俄比亚新总统。
穆拉图把中国作为他就任总统后出访的首个国家，于2014年7月访问了中国，还在7月9日访问了北语。北语档案馆中保存着穆拉图38年前的学籍卡、成绩单、学习鉴定表以及与同学的合影，他看后以毛笔题字：“北语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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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史# 北京语言大学60年：“小联合国”走出两位外国总统（二）
他问为什么，李培元回答不出来，只能说：“这是习惯。”这句话说的次数多了，李培元自己都觉得尴尬。
后来他读到朱德熙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才知道，单音形容词做定语，前面必须加修饰语，这解释了为什么只能说“很多先生”。有位语言学家说过，只有用看待外语的眼光去审视，才能真正了解本民族语，李培元觉得此话很深刻。
“八大员”指赵淑华等八位中青年骨干教师。他们本已被内定将由助教提为讲师，但名单还没来得及公布，“文革”就开始了。八人职称没提成，反而被当成“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红人”受到批判。
“文革”中，北语被扣上“特务学校”帽子而停办。1971年10月，北语大部分人员并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真的到了月球”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前后，中国掀起了一轮建交高潮，40多个国家要求向中国派遣留学生。
1972年10月，经周恩来批示，北京语言学院复校。1973年春，学校从北外西院迁到学院路现址，学校规模扩大了几倍。
复校后招收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共360人，大多是政府间协议交换生或由政府奖学金资助。此外还有来自欧洲的左派大学生，他们多是慕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名而来的。
1973年11月19日夜里11点，白乐桑等30名法国学生抵达北京。接机的北语老师一直跟他们讲意大利语，他解释说，学校法语师资不够，就派他来了，“反正法语和意大利语差不多是不是”？白乐桑表示根本听不懂，双方在余下的路程中一直沉默着。
白乐桑习惯喝凉水，中国学生大声制止，给他倒了不加茶叶的白开水，令他大为不解。第一次去食堂，他发现西红柿上居然撒了白糖。他开始相信自己真的到了“月球”。
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法国人不但在西方国家里人数最多，而且最喜欢提意见。那时每天早晨六点半广播里就开始播放歌曲《东方红》，随后是新闻节目。为了不被吵醒，白乐桑和几个法国同学偷偷把喇叭的电线剪断。
他们讨厌表演集体节目，就唱法国儿歌《雅克兄弟》（《两只老虎》即根据这首歌重新填词），中国学生不相信这是法国歌曲，认为这是根据“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的革命歌曲改编的。
法国学生不爱上体育课，选修太极拳的30个学生中只有3个是法国学生，白乐桑就是其中之一。他觉得太极拳很神秘，老师几个月不说一句话，一直微笑，有时候用眼神和手势让学生体会。
在留学生眼里，晨练是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自行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数量多得惊人。街上的人都穿着样式相同的蓝布或绿布衣服，从背后看甚至分不清男女。在校外买东西不仅要钱，还要粮票和布票等。
学校每学期会组织学生去工厂、农村劳动，白乐桑和同学多次提出同去，被学校拒绝。他们就深夜贴出“我们，外国留学生，也要去农村锻炼”的大字报。两个多月后，学校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得以在北京一家汽车制造厂实习了五天，还去了两次顺义和四季青公社“开门办学”。
这30个法国留学生中，后来有8个成为知名汉学家。白乐桑说，他们这些法国学生既不是法国人那个圈子的，也不是真正北京圈的，而是在两者之间，是一种中间状态——很愿意了解中国，自我汉化。
1975年，随着留学生生源国的不断增多，来华部开始划分为一系、二系。
二系教师房玉清回忆，他教的班上有十来个英国学生，他们都在英国名牌大学学过两三年汉语，有的有硕士学位，还有四个在中国台湾学过汉语的日本外务省研修生。这些学生的知识面很广，虽然听说能力不足，但中文阅读能力很强，经常提出让房玉清难以回答的问题。
当时还在“文革”中，大多数文学作品被禁，编教材很难，房玉清就用电台正在播的小说《闪闪的红星》作教材。小说中有个句子是“回头一看，并没有人”，他讲解，这里的“一”表示时间短暂，但日本学生却问，鲁迅的《藤野先生》里写道“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多”前的“一”又该如何理解？他觉得这很难解释清楚。有的留学生因而认为，汉语没有语法。这触到了房玉清的民族自尊心，倒逼他去研究中国人习焉不察的语法现象，后来编写出了《实用汉语语法》。
刘士勤1975年从教学岗位调到来华部电教站主持“电化教学”，主要利用录音机、幻灯机等设备教留学生汉语。70年代中后期，学校在留学生宿舍安装扬声器，每晚播报20分钟汉语节目。
刘士勤随学校赴外地考察后，萌生了搞电影教学实验的想法。他给学生放映影片《年青的一代》，让学生在10天内接受“观、听、写、说”训练，学生能力提高显著，多数人能以每分钟145字的速度复述出90％以上的电影故事内容。
1978年，刘士勤调入二系第三教研室（报刊教研室），后任教研室主任。他建立了报告新闻制度，要求学生在课上有限时间内进行速读，因为阅读速度是考察汉语阅读技能的重要标准。学生一度很不习惯，但适应后阅读速度都有了很大提高。
“小联合国”
恢复高考后，北语迎来了首届中国本科生。 ...展开全文

“反训”非议宁夏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舒怀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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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史# 北京语言大学60年：“小联合国”走出两位外国总统（一）
原创宋春丹中国新闻周刊 2022-09-22 07:28 发表于北京
五道口因之有了“地球村”之称，
后来更发展为“宇宙中心”
“来到了月球上。”
1973年11月18日，白乐桑和其他29人作为法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飞赴中国。在当时的一张老照片旁，后来成为法国国民教育部首任汉语总督学的白乐桑如此备注着。他解释，欧洲很早就用“月亮”来指中国，在他们心目中，中国象征着一个从地理到语言文化都很遥远的国度。
他们的目的地是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这一年，“文革”开始后一度停办的北语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学院路新校址复校。肤色各异的外国学生穿行于此，使五道口有了“地球村”之称，后来更发展为“宇宙中心”。
从1962年建校，北京语言大学迄今已走过一甲子，并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国际中文教育专门院校见证了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风雨60年。
“上路下水”
北京语言学院的前身之一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非洲留学生办公室（后改名为外国留学生办公室）。
20世纪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些新兴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其中最多的是非洲国家。100多名非洲学生由此来到中国留学，北外陆续开了索马里班、桑给巴尔班、加纳班等。
这些非洲学生来校不久，就因文化差异引起的一些误会频频与校方发生摩擦，一些人闹着回国，中方则千方百计做说服挽留工作。
为便于集中管理，外国留学生办公室1962年初从北外划出，与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合并，单独成立了“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原高教司副司长王亦山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
王亦山到任后一改学校过去的做法，提出“来去自由”，大多数非洲学生反而选择了自愿留下，事态平息下来。
学校建立之初，前途并不明朗。没有人能说清学校是中专还是大专，社会上几乎无人知晓，一些教师也无法安心工作。
王亦山说：“有些人讥笑我们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内容，小学的教法’，这不对。办专门教外国人学汉语的大学没有现成经验参考，我们要摸索试验出一条路来，这叫‘上路’；我们的学问从教学实践中来，碰到问题要努力解决，这叫‘下水’。将来你们中间会出有学问的专家，我们学校会办成高水平国际性大学。”
学校分为来华部和出国部。外国留学生在来华部接受中文预科教育，再转到各大学学习专业；出国部则主要对中国学生进行出国前的多语种短期语言培训。
那时学校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150多名留学生，主要来自亚非拉新兴民族独立国家，还有一些是国际友好人士的子女。他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校招了六名理工科大学毕业的教师，专门给他们补习数学、物理和化学。
1964年9月，学校一次性补充了40多位名校毕业的青年教师。因为是涉外工作，他们政治可靠，成绩百里挑一。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刘士勤即是其中之一。
一开始刘士勤被分到编教组，负责誊写课文，诸如“这是书，那是报”。他心有不甘，不知能否长期坚持下去。经教师岗前培训，他作为助教走上讲台，给学生上基础汉语课。
在刘士勤印象中，阿富汗学生西装革履，十分活跃。几名日本留学生稳重认真，比如后来担任日中友协秘书长的酒井诚。柬埔寨首都警察局长的儿子安分守己。巴基斯坦从中国进口了一批武器，派来一批有汉语基础的军官进修。阿尔及利亚学生人高马大，不太活跃。中法1964年建交后法国学生逐渐增多，他们经常下馆子，实际上是为了解中国情况。
1965年1月，经周恩来批准，学校更名为北京语言学院。
这年1月，来华访问的埃德加·斯诺来到北语采访。他问：“你们对外国留学生的培养方针是不是也与中国学生一样，要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校方说：“不一样。我们只要求他们学好汉语，然后去学习专业，双方友好相处。至于学生以后是否赞成共产主义，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1965年，受越南战争影响，越南向中国派出2000多名留学生，除100多人入读北语外，其余分布在全国20多所高校。北语为这些学校开办师资培训班，还到各校帮助教学，北语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因而推广开来。
那时，来华部有“三大先生”，还有“八大员”。
“三大先生”指王还、傅惟慈和李培元。王还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担任汉语教员，困难时期是北语唯一的“糖豆干部”（国家每月特别供应若干食糖和黄豆）。她夏天经常穿一件细格浅色旗袍，春秋天常穿西式套装，在北语被称为“没有受污染的人”。傅惟慈通晓多种语言，是颇有名气的翻译家。李培元是来华部管教学的副主任，他主持编写的《基础汉语课本》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集大成之作。
李培元从5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对外汉语教学。那时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后来转到北大）有位来自捷克的学生，中文名叫“何以让”，思想非常活跃，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比如他造句说：“多先生是北京人。”李培元纠正他，要说“很多先生是北京人”。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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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史# 他是最“激进”的复旦校长，也曾出任英国名牌大学校长（四）
2000年12月的一则消息，让已淡出公众视野的他又成为了新闻人物：英国诺丁汉大学宣布，将聘请他担任学校的下一届Chancellor。
诺丁汉大学是英国综合排名第七的老牌名校。一直到担任Chancellor之职12年后卸任，杨福家都感到难以准确翻译出这个词，因为中国的高校中没有相似的职位。
他曾打电话问香港大学的朋友，对方告知这个词在香港翻译为“校监”；他又问了老朋友、翻译家陆谷孙，陆谷孙很肯定地说，这个词只有一个译法，就是“校长”，各国的校长作用是不同的。
杨福家最初接到诺丁汉大学校务委员会拟推选他担任Chancellor的来函时，并没怎么当真。不久他又接到第二封来函，告知推选结果他名列第一。他这才问了对方两个问题，第一是有没有募款之责，因为他听哈佛大学校长说过，其首要职责是在世界范围内找钱。对方回答，没有。他又问，要不要主持日常工作？对方答，不要。他这才表示接受。经校董事会选举，他正式成为了新一届Chancellor。
他发现，英国大学管理制度的核心是以权制权，依靠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来协作。Chancellor是顾问性质的，同时也是学校董事会主席，是这个权力制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至于为什么请一个中国人担任原来由王室和有爵位的人担任的Chancellor？他认为，这首先是诺丁汉大学的国际化战略所需，选他是看中了中国教育大发展将带来的机会。此外也是因为，他多年来活跃在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上，与美国学者合作出版了英文学术专著《现代原子与原子核物理》，作为国际大学校长协会执行理事经常参加国际会议，结识了很多朋友，包括诺丁汉大学的执行校长（Vice Chancellor）柯林·坎贝尔爵士。
陈弘1994年从复旦毕业留校，在校办工作，随后担任杨福家秘书。二十多年的共事让他深受杨福家“做人第一，修业第二”理念的影响。在他看来，杨福家为人坦荡，无论有什么看法都是当面表达，只要能改进问题、能推动工作进度即可。
2001年后，杨福家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Chancellor，每年去英国两次，每次逗留十几天，出席诺丁汉大学两个学期的毕业典礼，亲手给每个学生颁发毕业证书。他还需要主持董事会议，代表学校出席一些重要典礼。每当毕业典礼时，校园里随处可见升起的五星红旗。
陈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福家是一位改革型学者，拥有开阔的视野和理念，习惯于带着对西方的了解来考察一个事物是否适用于本土，喜欢引用费孝通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很欣赏博雅学院模式，特别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2003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杨福家率先试水，在自己的家乡宁波创办了宁波诺丁汉大学。校董会有15名校董，包括7名英方校董和8名中方校董，杨福家既代表中方，也代表英方，并兼任校长。
第二年，宁波诺丁汉大学获得批准，开始招生。这是一个试验田，杨福家得以将自己关于博雅教育的一些理念倾注其中。
在他看来，博雅教育有五个要素。一是博，即文理交融；二是雅，即做人第一、修业第二；三是以学生为中心；四是鼓励质疑；五是丰富的学生社团和社会实践。
他很欣赏美国排名第一的博雅学院威廉姆斯学院校长弗朗西斯·奥克利在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课外活动如同正规课程一样好；游戏如同工作一样好；同伴与孤独一样好；陌生或熟悉，不安与舒适，抗议或庆贺，规定或自择，失败或成功，都好。”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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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史# 他是最“激进”的复旦校长，也曾出任英国名牌大学校长（三）
杨福家举例说，“顶夸克”的发现涉及两组人、800多位科学家，诺贝尔奖会颁给谁现在还不知道。当年爱因斯坦一年能发三篇大文章，现在800人只能合写一篇文章，科学越来越成为集体创造，必须高度强调团队精神。
经过讨论，复旦颁布校令：若学生上午作弊，下午就令其退学，发现一个就开除一个。
作弊即开除是“文革”前教育部就定过的一则高教条例，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受社会风气影响，学校越来越不敢继续执行，因为有可能导致学生前途受阻，有学生家长甚至会到学校办公室下跪。但杨福家却有这个魄力去推行。
杨福家后来坦承，做完这个决定自己也有些后怕，因为如果真有50个人作弊被开除，他这个校长就做不下去了。
校令颁布后，第一次考试仍发现7人作弊，其后作弊人数迅速降低，降至每学期平均2人。对被退学的学生，复旦有一个“追踪关怀计划”，两年内如果表现良好可以申请复学。
杨福家非常看重一点，那就是给年轻人机会。因为他自己就是“给年轻人机会”的受益者，而且这些机会都“给得很及时”。此外他从自己亲身接触的那些诺贝尔奖得主身上看到，攀登科学高峰在很大程度上是年轻人的事业。
他履新的1993年是青年教师受“下海热”和“出国热”影响流失最严重的时期，一些与国际接轨的院系青年骨干教师几乎走空。
在杨福家的支持下，从1993年开始，复旦在高级职称评定中专门设立“打擂台”环节，40岁以下、30岁以上的教师可不受晋升名额限制，公开竞争教授、副教授职位。
当时还是复旦大学青年教师的胡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职称晋升通道十分拥堵，他的老师王邦佐50岁时才评上副教授，这种情况不在少数。杨福家设立“打擂台”这一破格通道后，青年教师晋升不再受年资限制，仅以学术水平为据，可直接提交评审材料由学术委员会投票评定，每个学科通常一次只能通过一到两人，竞争非常激烈。胡伟31岁时参与“打擂台”评上副教授，34岁评为正教授，35岁就已担任博导。
39岁首批评上正教授的陈思和称自己为“受惠者”，他在获评教授的同年评上博士生导师，第二年开始指导博士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和中文系其他一些青年教师由此得以在复旦稳定下来，目前中文系最重要的一批骨干教授都是在杨福家任期内成为中坚力量的，对复旦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代。
其后几年，百余名青年教师通过“打擂台”获得高级职称。1992年学校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正副教授仅54人，到1996年已有207人，1997年达262人。
杨福家还是在复旦实行“通才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看到，以前中国研究生教育不发达，因此将本科教育视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导致本科的专业设置越来越专，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毕业后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却难有大的创造力。现在到改革本科教育的时候了。
时任教务处处长、后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孙莱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94年寒假，复旦大学集中三天时间，召集百余名教授专家开展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教育思想大讨论。杨福家首先做了一上午的动员报告，然后请各院系教师代表发言，最后分小组讨论。近40名教授在校刊上撰文，各抒己见。
孙莱祥说，“通才”教育的概念很容易被理解成“万金油”，但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大学本科应实行“通才教育”，以使学生形成深厚的基础知识和较强的思考能力。这是后来复旦实施学分制改革的基础。
孙莱祥认为，在历任校长中，杨福家在重视本科教学方面有独到之处，是在这方面提出新观念最多、实施具体措施最多的校长，他的一贯思想是要与国际接轨，取长补短。
在孙莱祥看来，杨福家行事风格直接，批评起人来不大顾及情面，有时会让人吃不消，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曾在全校大会上公开批评孙莱祥，让孙莱祥觉得很难接受，但后来他对孙莱祥的工作很满意，又几次在全校大会上公开表扬，还力荐孙莱祥出任副校长。
孙莱祥觉得，杨福家是一位有抱负的校长，他想在任期内将复旦大学提高一个层次，这一想法是适应形势的，他也确实在任期内让复旦大学的排名有了明显提升，在国内外扩大了影响。有人曾将他提出的“创一流”戏称为“唱一流”，但随着工作的推进都逐渐接受了这个目标。
“打擂台”成长起来的胡伟曾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创始院长。他说，杨福家是一位强势的有开拓性的学者型校长，他保留了学者的初心和风骨，是真正在按照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办学。作为以文科为重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实施的通才教育非常符合文科“触类旁通”的特点，如复旦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所体现的：看似未必实用，实则能派上大用场。
“失败或成功都好”
卸任复旦大学校长后，年过六旬的杨福家一刻不闲，常戴着一副遮光大框眼镜，身着一身干练的西装，奔波在世界各地。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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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史# 他是最“激进”的复旦校长，也曾出任英国名牌大学校长（二）
这些讨论和活动，让他的英语水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各界人士纷纷来访，这些西方科学家在复旦甚至上海的演讲大都由杨福家担任口译，前后有近百次。
杨福家说，在玻尔研究所的这两年让他经受了最纯正的科学精神的洗礼，是让他“破茧成蝶”的一段经历。他亲身感受到什么是“哥本哈根精神”，那实际上是一种“气氛”，一种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紧密合作的浓厚学术气氛。
1972年，奥格·玻尔在为杨福家所写的一封推荐信中写道：“他有独立见解，为人直率、幽默、易于相处。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物理学家，我强烈推荐他。”
1979年，应奥格·玻尔之邀，杨福家第二次访问了玻尔研究所。美籍华人学者、后来担任得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副校长的冯达旋当时也在这里访学，由此与杨福家相识。
他发现，杨福家一方面对所从事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对科学以外的课题，如教育、经济以及中国的未来等也有广泛兴趣。他说，在“研究型大学”这一术语流行之前，杨福家已理解了“研究型大学”的职责。“总之，我清晰地看到，杨福家注定拥有一份超越科学的影响巨大的事业。”
主政复旦
改革开放后，杨福家一步一个脚印地迎来了冯达旋所预言的这份超越科学而影响巨大的事业。
1981年，他成为复旦大学首批博士生导师，其后又担任了研究生院院长。1987年起，他连续14年兼任了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现名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这是中科院第二大所，拥有1200名科研人员。1991年，他被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还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这年5月，他担任复旦副校长，倡议创办了高校第一个智库——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改革开放中的新事物”。
1992年是复旦大学的换届之年。换届前夕，教育部和上海市委来复旦大学开展民意测验，杨福家是其中一位重要候选人。
杨福家话不多，但一开口就显得很有抱负。他常说“作为校领导要留下自己的痕迹”，一些人就冲这句话在民意测验中为他投下了一票。
1993年2月，他被国务院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他提出“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目标，认为当前学校工作的重心应当放在提高“国家队”水平上，使之有朝一日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大学的行列。
杨福家提出的“创一流”目标让大家颇感吃惊，因为学校实力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全面差距。时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程天权（1995年后任党委书记）认为，“创一流”的目标很鼓舞人心，讲出了大家想讲没讲的话，但因为条件并不具备，当时除了杨福家没人敢喊这个口号。
为了说服大家接受这个目标，杨福家说，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都要认清自己目前所处的历史位置，才能准确选择奋斗目标。在他看来，无论是从国家以往对学校的支持还是今后对学校的期望来看，复旦大学办成一流大学的目标是确定无疑的。
1993年夏天，经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把复旦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被正式提出，写进了《复旦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1993-2005）》。以此为目标，杨福家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施岳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福家是一位有主见有担当、善于争取话语权、能充分行使职权的校长，他一旦认定的事，力排众议也要坚决实行，这也是他的一些改革措施能落实的主要原因。
这些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倡导和鼓励“名教授上基础课”。鼓励措施包括给上基础课的博导每人每月300元特殊津贴。
教授为本科生上基础课在国外大学是常规操作，“文革”之前国内也是如此，但“文革”后这一惯例被破坏。90年代初，复旦教授基本都在搞科研，由副教授及以下职称教师为本科生开课，形成了刚毕业的研究生上基础课、名教授尤其是博导只给研究生讲课的普遍现象。
杨福家认为，一流教授应该上讲台，否则的话，学生进校前听说复旦大学有那么多名师，又是院士又是博导，进来后却连一个都见不到，会产生受到欺骗的感觉。
他自己1954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时，复旦校园很小，但老师们让他体会到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80年刚评上教授时，老校长苏步青提醒他：“你得去上课，否则怎么能名副其实呢？”他才登上讲坛，收获学生的好评如潮。
他刚任校长时，全校108名博导，上基础课的只有2名，到第二学期已有16名博导走上基础教学第一线，几年后增至60多人，形成了以上基础课为荣的风气。
他上任后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全校发现27名学生作弊。他觉得，作弊成风，能算什么一流大学？除了整顿学风、提高学校的学术声望，他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很多作弊者是优等生，为了保住第一而作弊，这与现代科学的潮流相违背。
诺贝尔奖得主莱德曼曾说过：“集体性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享乐是带有观赏性的，必须学会如何从别人的成就中获得乐趣。”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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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史# 他是最“激进”的复旦校长，也曾出任英国名牌大学校长（一）
原创宋春丹中国新闻周刊 2022-08-09 07:27 发表于北京
他说校领导就是要留下自己的痕迹
1998年初，杨福家开始了第二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任期。也就在这之后不久，他萌生了去意。一方面，一些事情让他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另一方面，他渴望回归到自己热爱的学术研究中。1998年8月，他向上级组织提出了书面辞职请求，12月获批。1999年初，他正式卸任。
很多复旦老人觉得，相比前任校领导的治校风格，杨福家显得更“激进”一些，他的这种“激进”或者说“前沿”，来自于他开阔的国际视野。
2022年7月17日，86岁的杨福家在上海病逝。
曾与杨福家搭班子的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程天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福家作为一位承前启后的校长，留下的最主要痕迹就是引导复旦开拓国际视野，建设“开放型大学”。他的一些理念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或许主要价值在于激励，放在现在的背景下则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杨福家是在今天担任校长，他的蓝图可以画得更精准，可以直接盖房子了。”程天权说。
“哥本哈根精神”
哥本哈根，是杨福家心中的“第二故乡”。
他曾说过，如果没有去丹麦，后面很多机会都是不会有的，一生中的这两年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但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人。
大学四年，杨福家是公认的学习尖子，同时也是团支部书记、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当时大学改教俄文，但他出于兴趣，常到图书馆看狄更斯的《双城记》等英文原版小说。他在上海格致中学打下的英语基础没有退步，还熟悉了欧美历史文化。
1958年，他毕业留校，参与了筹建原子能系（对外称“物理二系”）的工作。1960年原子能系正式成立时，学校破例提拔一批政治、业务双冒尖的青年教师，年仅24岁的助教杨福家被任命为副系主任。
1962年，邓小平大胆提出了“往西方派”的设想，得到中央同意。1963年，中国与丹麦签署科学交流协议，派遣两名中国物理学家去丹麦进修。
经过层层推选，杨福家成为了候选人。1963年2月，他与其他40余名赴西方国家进修的候选人一起，集中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参加为期半年的英语培训。
学员按入学面试成绩编成两个班，杨福家分在了程度较差的二班，与来自北京大学原子能系的陈佳洱成了“患难之交”。两人决定，从现在起交谈不再讲中文，“洋泾浜英语”讲到底。
五个月后考试，二班13人中有4人通过了考试，杨福家和陈佳洱都在其中。陈佳洱被派往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杨福家则被派往丹麦的玻尔研究所。
玻尔研究所即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由诺贝尔奖得主尼尔斯·玻尔创办，在物理学界几乎享有朝圣般的地位。玻尔爱才如命，曾到处物色有希望的青年来所工作，被誉为“科学国际化之父”。他于1962年去世，研究所当时由他的儿子奥格·玻尔主持。
1963年10月11日，杨福家和来自清华大学的张礼经过长途跋涉抵达了哥本哈根。
他们到的那天正好是周五，研究所例行举行学术讨论会的日子，他们还来不及去报到，就被直接从机场带到了举行讨论会的阶梯大教室。奥格·玻尔和本·莫特逊都在场，讨论气氛极为热烈，这两人后来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福家从事的是实验物理，他与一位丹麦学者合作，在研究所的串列加速器实验室工作，以检验奥格·玻尔和莫特逊对一种核运动状态所做的预言。
他在这里的身份是博士后研究员。该所来自世界各国的50多位学者大都是货真价实的博士，只有他实际上是一个本科毕业生，又来自科技相对落后的中国，因此精神压力很大。他工作很拼，通宵做实验是家常便饭。
半年之后的一天深夜，在连续工作40 多个小时后，他终于等到预期的信号，实验成功了。研究所对他的工作很满意，邀请他将访学时间延长一年。
在玻尔研究所，人人笃信曾在这里工作的诺贝尔奖得主、大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名言：“科学扎根于讨论。”所里有一块大黑板，黑板前总是围着人。
1964年，海森堡来研究所领取“玻尔奖”，杨福家聆听了他的演说。他说，和尼尔斯·玻尔的一次散步讨论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散步。那一次，21岁的大二学生海森堡去听刚获诺贝尔奖的玻尔演讲，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玻尔一听就知道打中了要害，会后邀请海森堡一起散步，向这位年轻人请教，并邀请他来所里工作。
在杨福家看来，餐厅是研究所里的最佳学习场所。餐厅的菜式很简单，他甚至怀疑丹麦人连鸡蛋都不会做，下面的架子倒是很漂亮，大家都把白煮蛋放在上面，用勺子敲开壳吃，“弄来弄去就这么一个蛋”。但是那里却是最吸引他的地方。他很少去图书馆，觉得图书馆里都是老的知识，要学习最新知识不如向餐桌边的人请教。
所里社交活动频繁，杨福家一周少则两三晚、多则四五晚要受邀参加。研究所的50多位外国学者中有30多个美国人，他一开始有顾虑，但中国驻丹麦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鼓励他，要多了解丹麦的社会和文化，广交朋友。 ...展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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