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花第一奇书——和刻本《花历百咏》记
数年前在东京神保町逛旧书店，偶获一书，曰《花历百咏》，日本文政七年芳润堂和刻本。书分上下卷，原为两册装，被后藏者合订为一册。上下卷各有藏书闲章一枚，曰：“时还读我书”。原藏主或许是一位私淑陶渊明者。
和刻本《花历百咏》，四周单边有界，半叶9行20字，单鱼尾，正文楷体精写刻，赏心悦目，雕工不让康熙时期的一些精写刻本。黄底牌记页，四边各雕有一飞龙，首尾交错形成框界，框内题书名、作者及书堂号。展卷观之，全书依次为文政元年津阪孝绰的《刻<花历百咏>叙》、文政六年曾占春的《刻<花历百咏>叙》、文政元年加藤善庵的《<花历百咏>叙》，康熙辛卯年俞崇的《<花历>引》、康熙戊子年翁长祚的自序《<花历诗>叙》、杭州许定庵的《凡例十则》等，正文前有《<花历>目次》，正文末附刻翁文两篇《百花赋》、《瑞榴赋》。卷末附录《百花赋备采群芳名目》及江户汉诗人大窪诗佛、大野显斋校正的258种的《百花和称记》。最后是江户儒学者佐藤一斋的跋文《题<花历百咏>后》。
笔者曾经眼一种清抄本《花历百咏》，并无汉学者的序跋文及卷末所附《百花赋备采群芳名目》《百花和称记》二文，但抄本自序后有摹印两枚，其一阴刻曰“翁璱元名长祚”，其二阳刻字摹写不明。和刻本则无此两枚摹印，但自序下多了一枚覆刻的“广寿馆架藏之印”藏书印，可见和刻本的底本来自宽政年间名医丹波纪德的藏抄本。
《花历百咏》的作者是清代闽中福唐瑟江翁长祚，字璱元，号榴庵。生卒年不详，大约康熙年间人物。福唐，即今福建省福清市（福州市辖）。唐代时，福清置县，始称福唐县，瑟江，在今福清市三山镇瑟江村。瑟江村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瑟江翁姓考其源，乃唐代“宰辅闽相”翁承赞之后裔。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的父亲叶朝荣曾在瑟江城山寺设学，叶向高小时随其父读书，至今村中城山寺后还保存“叶相国读书处”的清代摩崖石刻。
翁长祚自小聪慧，博览群书，又多识草木之名，可谓博物君子。其知交杭州许定庵说他“七岁能诗，著述充栋“，可惜作品不显于世，惟《花历百咏》诗赋集及《<中山传信录>后序》一文存世。当过塾师，做过从客，曾随同徐葆光出使琉球。
1702年，即康熙四十一年，翁长祚的堂兄翁畏人在建州（今福建建瓯市）做知县蒋双山的幕僚，于是那年秋天，翁长祚得以认识蒋双山及其弟蒋静山，三人诗酒交游一年有余。约1706年后，翁长祚得以馆于蒋静山建溪官舍，教授子弟。在此期间，与来自杭州的文人许枚（号定庵）相识，成为莫逆之交。许定庵是蒋氏的老师，生平不详。翁许二人“无日不言诗”，相互倡和，诗稿盈帙。许定庵回浙江后，翁长祚长夏无聊，又苦于无题为诗，便翻检旧时诗稿，得花历诗四十余种，于是“皆效吕览体，爰取而损益之。按月得百有六十，每一花赋近体，一律随兴会所至。一日之内一二题，或五七首，不一而足”，《花历百咏》诗稿初成雏形，诗以月系，斟酌损益后，共得咏花诗160首。时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蒋静山欲挈家北上，将此诗稿带回浙江杭州伺机刊刻。遗憾的是，笔者认为，蒋静山后因贫且老而未能遂愿。
大约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花历百咏》抄本辗转为日本太医丹波元悳所得，如获珍宝，成为其医学馆广寿院架上珍藏之本。此书后来赐与弟子曾占春（又名曾槃，字士考），曾占春又名曾槃，字士考，为江户后期本草学家、中医师，平生也喜汉诗。他在《刻<花历百咏>序》中提到，“此书舶载椠本殆希，乃自珍赏，以为宝架中之一种”。然其所得之本是清康熙刻本还是清抄本，序中并未明确，有待日后考证，或许他并未见过清刻本，故而推断通过海上运来的刊本极为希少。国内也未见康熙刻本流传或文献记录，当今明刻本尚颇多见到，而康熙年去今不过三百年间，不至于一本实物都不流传？
笔者认为，诗稿实际上并未刊刻。许定庵在该书凡例中提到，“静山能于拮据中代梓百花诗赋……”，可见蒋静山此时在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了。蒋静山是清代诗人厉鹗之妻的大伯，厉鹗在《蒋静山诗集序》中提到：“丙申，予昏于蒋氏，先生为予妻之世父，屡得从先生论诗，见先生贫且老，或不能给……“，也印证蒋静山晚年的落魄与拮据，所以，对于代梓《花历百咏》一事，拖了几年，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可能不了了之。而对于翁长祚这样困顿场屋的布衣文人，仅靠幕僚从客或私塾设馆为生，漂泊无定，更是无力将诗稿付诸梨枣了。
幸运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翁长祚可能也无法料到，百年之后，他的这部诗稿竟在东瀛目为“绘花第一奇书”。1823年，当时汉诗坛主盟大窪诗佛在结交四十余年的老友曾占春家看到《花历百咏》时，“深爱其清趣，请将刻之”。而曾占春也担忧此秘本放在自己手中，万一哪天遭虫咬或火灾，就会成为心头之憾。1824年，此书终于得以刊印流传于世，也让更多喜爱中华诗歌的同好认识了这位来自唐土的布衣才子。据说，书成之日，曾占春不禁有感而发：“榴庵得诗佛公之于世，盖有业缘矣”！
文字图片版权所有
数年前在东京神保町逛旧书店，偶获一书，曰《花历百咏》，日本文政七年芳润堂和刻本。书分上下卷，原为两册装，被后藏者合订为一册。上下卷各有藏书闲章一枚，曰：“时还读我书”。原藏主或许是一位私淑陶渊明者。
和刻本《花历百咏》，四周单边有界，半叶9行20字，单鱼尾，正文楷体精写刻，赏心悦目，雕工不让康熙时期的一些精写刻本。黄底牌记页，四边各雕有一飞龙，首尾交错形成框界，框内题书名、作者及书堂号。展卷观之，全书依次为文政元年津阪孝绰的《刻<花历百咏>叙》、文政六年曾占春的《刻<花历百咏>叙》、文政元年加藤善庵的《<花历百咏>叙》，康熙辛卯年俞崇的《<花历>引》、康熙戊子年翁长祚的自序《<花历诗>叙》、杭州许定庵的《凡例十则》等，正文前有《<花历>目次》，正文末附刻翁文两篇《百花赋》、《瑞榴赋》。卷末附录《百花赋备采群芳名目》及江户汉诗人大窪诗佛、大野显斋校正的258种的《百花和称记》。最后是江户儒学者佐藤一斋的跋文《题<花历百咏>后》。
笔者曾经眼一种清抄本《花历百咏》，并无汉学者的序跋文及卷末所附《百花赋备采群芳名目》《百花和称记》二文，但抄本自序后有摹印两枚，其一阴刻曰“翁璱元名长祚”，其二阳刻字摹写不明。和刻本则无此两枚摹印，但自序下多了一枚覆刻的“广寿馆架藏之印”藏书印，可见和刻本的底本来自宽政年间名医丹波纪德的藏抄本。
《花历百咏》的作者是清代闽中福唐瑟江翁长祚，字璱元，号榴庵。生卒年不详，大约康熙年间人物。福唐，即今福建省福清市（福州市辖）。唐代时，福清置县，始称福唐县，瑟江，在今福清市三山镇瑟江村。瑟江村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瑟江翁姓考其源，乃唐代“宰辅闽相”翁承赞之后裔。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的父亲叶朝荣曾在瑟江城山寺设学，叶向高小时随其父读书，至今村中城山寺后还保存“叶相国读书处”的清代摩崖石刻。
翁长祚自小聪慧，博览群书，又多识草木之名，可谓博物君子。其知交杭州许定庵说他“七岁能诗，著述充栋“，可惜作品不显于世，惟《花历百咏》诗赋集及《<中山传信录>后序》一文存世。当过塾师，做过从客，曾随同徐葆光出使琉球。
1702年，即康熙四十一年，翁长祚的堂兄翁畏人在建州（今福建建瓯市）做知县蒋双山的幕僚，于是那年秋天，翁长祚得以认识蒋双山及其弟蒋静山，三人诗酒交游一年有余。约1706年后，翁长祚得以馆于蒋静山建溪官舍，教授子弟。在此期间，与来自杭州的文人许枚（号定庵）相识，成为莫逆之交。许定庵是蒋氏的老师，生平不详。翁许二人“无日不言诗”，相互倡和，诗稿盈帙。许定庵回浙江后，翁长祚长夏无聊，又苦于无题为诗，便翻检旧时诗稿，得花历诗四十余种，于是“皆效吕览体，爰取而损益之。按月得百有六十，每一花赋近体，一律随兴会所至。一日之内一二题，或五七首，不一而足”，《花历百咏》诗稿初成雏形，诗以月系，斟酌损益后，共得咏花诗160首。时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蒋静山欲挈家北上，将此诗稿带回浙江杭州伺机刊刻。遗憾的是，笔者认为，蒋静山后因贫且老而未能遂愿。
大约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花历百咏》抄本辗转为日本太医丹波元悳所得，如获珍宝，成为其医学馆广寿院架上珍藏之本。此书后来赐与弟子曾占春（又名曾槃，字士考），曾占春又名曾槃，字士考，为江户后期本草学家、中医师，平生也喜汉诗。他在《刻<花历百咏>序》中提到，“此书舶载椠本殆希，乃自珍赏，以为宝架中之一种”。然其所得之本是清康熙刻本还是清抄本，序中并未明确，有待日后考证，或许他并未见过清刻本，故而推断通过海上运来的刊本极为希少。国内也未见康熙刻本流传或文献记录，当今明刻本尚颇多见到，而康熙年去今不过三百年间，不至于一本实物都不流传？
笔者认为，诗稿实际上并未刊刻。许定庵在该书凡例中提到，“静山能于拮据中代梓百花诗赋……”，可见蒋静山此时在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了。蒋静山是清代诗人厉鹗之妻的大伯，厉鹗在《蒋静山诗集序》中提到：“丙申，予昏于蒋氏，先生为予妻之世父，屡得从先生论诗，见先生贫且老，或不能给……“，也印证蒋静山晚年的落魄与拮据，所以，对于代梓《花历百咏》一事，拖了几年，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可能不了了之。而对于翁长祚这样困顿场屋的布衣文人，仅靠幕僚从客或私塾设馆为生，漂泊无定，更是无力将诗稿付诸梨枣了。
幸运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翁长祚可能也无法料到，百年之后，他的这部诗稿竟在东瀛目为“绘花第一奇书”。1823年，当时汉诗坛主盟大窪诗佛在结交四十余年的老友曾占春家看到《花历百咏》时，“深爱其清趣，请将刻之”。而曾占春也担忧此秘本放在自己手中，万一哪天遭虫咬或火灾，就会成为心头之憾。1824年，此书终于得以刊印流传于世，也让更多喜爱中华诗歌的同好认识了这位来自唐土的布衣才子。据说，书成之日，曾占春不禁有感而发：“榴庵得诗佛公之于世，盖有业缘矣”！
文字图片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