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段历史的探考
近日，收到图中的两张聘书，由此开始一段五十年代我国通讯员制度的探考。
图中的两份证书，一份是《批准通知书》，内容为批准某同志成为个旧市检察院通讯员，时间为1957年4月6日，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检察院签章。第二份内容相同，是对上一份证书的置换，形式更为正规。
第一份证书的背面印有《检察通讯员的任务权限和纪律》，其中任务是：宣传国家政策、法律、法令和检察机关的性质与任务；经常积极了解搜集所在地区或所在机关的违法措施，周边干部和公民的犯罪行为，向检察机关检举和揭发；接受检察机关的委托，可以对案件的情况和证据进行调查和搜集。权限：只能调查反映情况，无权处理问题。纪律：必须实事求是，不得挟私诬告，对所搜集的材料或人民群众所反映的情况，必须照实报告，并严守机密，不得泄露。
检察机关设置通讯员，是否全国通行，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希望各位提供补充。但作为颁发聘任证书，必然是依据相关规定的，为此开始了此次探考。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就建立了工农通信员制度。1949年6月，华北人民监察院决定聘任通讯检查员，并将通讯检查员的办法进行公告。这次尝试，为后期的人民监查通讯员制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查委员会决定在中央直属机关、各国营企业部门及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内，聘任工作人员，担任监察通讯员。1951年7月6日，政务院第92次政务会议通过《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设置通讯员试行通则》。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监查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这是对《通则》的补充和明确。
1953年6月25日，政务院第18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机关设置人民监察通讯员通则》。1954年9月21日，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公布了《人民监察通讯员奖励暂行办法》，设置了荣誉和物质两种奖励办法。1956年6月11日，国务院批转《监察部关于人民监察通讯员调整设置和加强管理的报告》。从上述历史，可见国家对人民监察通讯员这一制度的重视，到1954年5月，全国共有人民监察通讯员78196人。
人民监察通讯员这一制度，在当时及时宣传国家各项法律法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打击犯罪，维护公民权利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但由于通讯员尴尬的地位，受到本单位领导打击或漠视的问题一直存在，致使通讯员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作用越来越小。1956年，监察部虽然对通讯员的设置和范围进行了调整，但通讯员地位降低的趋势已不可避免。1957年后期，随着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开展，通讯员制度无疾而终。
这两张颁发于1957年的聘书，成为通讯员制度最后的绝唱。
通讯员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非常好的，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在当时信息流通不发达的环境下，确实起到不小的作用。但两个根本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最终的消失。通讯员制度强调的是收集信息，反馈信息，但不能参与监察。这就造成信息处理的积压、滞后，甚至被漠视。其次，制度对通讯员的权益没有进行明确，对打击报复通讯员的领导没有惩罚规定，通讯员的积极性下降。
近日，收到图中的两张聘书，由此开始一段五十年代我国通讯员制度的探考。
图中的两份证书，一份是《批准通知书》，内容为批准某同志成为个旧市检察院通讯员，时间为1957年4月6日，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检察院签章。第二份内容相同，是对上一份证书的置换，形式更为正规。
第一份证书的背面印有《检察通讯员的任务权限和纪律》，其中任务是：宣传国家政策、法律、法令和检察机关的性质与任务；经常积极了解搜集所在地区或所在机关的违法措施，周边干部和公民的犯罪行为，向检察机关检举和揭发；接受检察机关的委托，可以对案件的情况和证据进行调查和搜集。权限：只能调查反映情况，无权处理问题。纪律：必须实事求是，不得挟私诬告，对所搜集的材料或人民群众所反映的情况，必须照实报告，并严守机密，不得泄露。
检察机关设置通讯员，是否全国通行，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希望各位提供补充。但作为颁发聘任证书，必然是依据相关规定的，为此开始了此次探考。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就建立了工农通信员制度。1949年6月，华北人民监察院决定聘任通讯检查员，并将通讯检查员的办法进行公告。这次尝试，为后期的人民监查通讯员制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查委员会决定在中央直属机关、各国营企业部门及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内，聘任工作人员，担任监察通讯员。1951年7月6日，政务院第92次政务会议通过《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设置通讯员试行通则》。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监查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这是对《通则》的补充和明确。
1953年6月25日，政务院第18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机关设置人民监察通讯员通则》。1954年9月21日，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公布了《人民监察通讯员奖励暂行办法》，设置了荣誉和物质两种奖励办法。1956年6月11日，国务院批转《监察部关于人民监察通讯员调整设置和加强管理的报告》。从上述历史，可见国家对人民监察通讯员这一制度的重视，到1954年5月，全国共有人民监察通讯员78196人。
人民监察通讯员这一制度，在当时及时宣传国家各项法律法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打击犯罪，维护公民权利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但由于通讯员尴尬的地位，受到本单位领导打击或漠视的问题一直存在，致使通讯员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作用越来越小。1956年，监察部虽然对通讯员的设置和范围进行了调整，但通讯员地位降低的趋势已不可避免。1957年后期，随着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开展，通讯员制度无疾而终。
这两张颁发于1957年的聘书，成为通讯员制度最后的绝唱。
通讯员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非常好的，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在当时信息流通不发达的环境下，确实起到不小的作用。但两个根本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最终的消失。通讯员制度强调的是收集信息，反馈信息，但不能参与监察。这就造成信息处理的积压、滞后，甚至被漠视。其次，制度对通讯员的权益没有进行明确，对打击报复通讯员的领导没有惩罚规定，通讯员的积极性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