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阅读心灵史
周元川
很多人会说：等有一天我财务自由了，我一定要做我喜欢做的事，例如阅读和写作，研究某种事物。然而，多数人都不会财务自由，所以，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喜欢做的事，莫过于阅读了，回望个人的阅读心灵史，难忘的记忆便涌上心头。
我小小的就喜欢读书，因为家里有许多书籍，都是大哥、二哥读过的小学、中学课本。我常常躲在楼上独自阅读，阅读这些课本成了我的乐趣。一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已经知道鲁迅、茅盾、巴金、蔡元培、徐志摩，识字的量超过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学校墙壁上不时贴出一张落款为“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的布告，诵读之余，屡屡获得村民的赞赏。鲁迅的“门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把文学的描写注进了一个孩子童真的心。一篇题为《爝火》的文章，“看似那般近，又似那般远”，使我沉浸在幻想中。然而对文学爱好的起始，也就是忧患的起始。此后我对文学的爱好虽然没有减弱，但是始终没有正儿八经的跨进文学这道门槛。
我从一所二十余人的村小到几百人的高小学堂，热闹而又新鲜。入学时，参加过地下党的校长对新生进行口试，他问我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姓甚名谁，我一一答对了。无非我平常喜欢看报而已，为了迎合当时学习政治时事的浪潮，校长还把我作为典型，号召全校同学向我学习。开学第一篇作文《我的家庭》，我把土地改革对地主的定义原文照抄，套在我的家庭上，语文老师王涛的家庭成分也是地主，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人都要捉自己头上的虱子，我的作文成为范文，对剥削阶级家庭认识得最深刻，受到表扬。从心理分析，我这个人恐怕有一种天生的投机本性。同是一个班的学生，缪怀用同学就说了真话，他的父母苦心经营，一家人生活困难，怎么会被划为地主？缪怀用同学受到王涛老师的严厉批评，上报到校长那里，列入问题学生名单，听候处理。对此事我颇后悔，我太左、太激进，才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吉人自有天相，缪怀用同学在宁夏当解放军军官的哥哥回来了，学校还邀请他作报告，随后缪怀用同学转学他处，此事方才作罢。
我高小时一位同学叫杨洲，杨洲是位奇才，算术考零分，作文有时考100分，他掌握的词语太丰富，老师也倾倒，只好给他满分。他有一本《成语词典》，我比他小五、六岁，把我当成小兄弟，教我一些新鲜词汇。我知道“一日千里”形容速度之快，他告诉我，“一泻千里”才快呢，拉一泡稀屎就跑了一千里，你说哪个快？当然是“一泻千里”快。我怀着羡慕向他学习。学习的结果是滥用词汇，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打击美国人，我用“狼狈”一词来代替“狠狠”，结果被老师用红笔透批了一顿，在全班点名批评。老师讲了，狈是传说中一种与狼相似的野兽，前腿短，后腿长，要趴在狼身上才能行动，比喻互相勾结干坏事。我一时间成了同学们的笑料。这一滥用词汇的事件，深深刺痛了我，从此我对用词造句持谨慎态度，养成了查阅字典、词典的良好习惯，有了纠正别人读错字的本钱。不久，我也弄清楚了，“一泻千里”是形容江河奔流直下，流得又快又远。比喻文笔或乐曲气势奔放，杨洲的解释自然成了一个笑话。
我们村里的杨根长学长，把我视为兄弟，他推荐我阅读《罗通扫北》、《薛刚反唐》，我一点不感兴趣，恶其余胥，我至今也不读这类书籍，什么武侠、神话、演义均受到我的排斥。我的偏激限制了我的知识面，但我终身而不悔。
我初中毕业时，数理化，文史地各门功课均在九十分以上，语文成绩名列全年级三个班第一名。考也白考，1958年的升学考试，连试卷都不批阅。我和大部分成分不好的同学收到一张不录取通知书。我想不通拟投江自杀，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中央教育部长陈述我的要求，只要让我继续读书，干什么都行。在等待部长回信的日子里，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别人看了不要了，半价书；一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这两本书赋予了诸多命题以历史的纵深感，是一次直击心灵的体验，使我走出了自杀的阴影。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人的一生，就是奋斗。与其自杀，不如奋斗被杀，我要顽强地活下去，从此奠定了我奋斗一生的基础。现在回头看，似乎荒唐得无以复加。但是也证明了一个人的思想形成的多元性，一旦你接受了，你就会舍死忘生去奋斗，特别是缺少参照系数的时候。在我个人阅读心态上要首先感谢这两本书。
在第一天的农业劳动中，在冰冷刺骨的荷塘里种莲藕而引发灵感，信手写了一篇报道投到《大理日报》去。当时投稿不贴邮票，对我这样一个一文不名的人，投稿正好是一条路子。扛着锄头来到县文化馆门口，一块黑板上用粉笔写着“盛产莲根的宾川县……”，引起了我的注意，再往下看，那不是我给《大理日报》投去的稿件内容吗？怎么会在这里。去查了一下《大理日报》，证实了就是我写的那篇稿子，接着收到六角钱的稿费。
这篇报道的发表，燃起了我写作的热情。接着再写了几篇，也被采用了，甚至给《云南日报》投去的都被采用了。这时，中央教育部的回信说，已转有关部门（记不起是哪个部门了）处理，要我直接与他们联系。当时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谁会管我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不满足于发表两篇报道，我把小小说一类的东西投了出去，想不到也发表了，第一篇是《父子俩》，描写了张小藻父子原先出工不积极，实行小段包干后，焕发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牛刀小试，我沾沾自喜，不是去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系统地去阅读几本文学名著，而是乱七八糟地写起来，诗歌，散文，小说，不一而足，为了满足自己的发表欲望，甚至东抄抄西抄抄，结果并未见诸铅字。有一天，突发奇想，把《父子俩》一文的剪报寄到《人民日报》，落款是“大理日报供稿”，企图一炮打响。结果可想而知，大理日报来信了，信是这样写的：
“周元川同志：你竟然以我报供稿的名义，向人民日报寄去你的《父子俩》一文，请你今后注意改正。”
由于我的荒唐，挨了当头一棒。这一棒使我稍有清醒，我想我的水平充其量也就是写点新闻报道的水平。
于是我开始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我选定阅读19世纪小说高峰期的代表作。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故事性强，一环套一环，如悬念、包袱、人物间内在关系等，总能达到“无巧不成书”的纯青地步。究其狄更斯本人也不是出生在富豪之家，而是13岁就因家境贫寒而被迫去做童工。童工经历给他提供了宝贵的最初人生体验，使他了解社会底层和人生百态。但如果他一直做苦力工，就没有后来的“作家狄更斯”。他16岁时，做了法院的速记员。正是书中关于速记的描写点化了我，我报名参加了哈尔滨北方速记函授学校的学习，被评为全国优秀学员，取得了哈尔滨市道里区文教科颁发的毕业证书。掌握了速记本领对我很重要，有人形容灵感像手里的沙子，不马上抓住就会从手里流掉。速记把稍纵即逝的想法、灵感等迅速变成文字。中国古人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也是这个道理；看到好东西不马上记下来就等于白看了。我记录了周边发生的事，所谓“社会百态”。
可惜好景不长，因为受到批判和打击戛然而止，几十本手稿和毕业证书也付之一炬。历史总有它自身的逻辑，我并没有灰心丧气，在“秀才学医如笼中捉鸡”的自我戏谑，自我解嘲中，于是转移去啃中医典籍。因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故不予赘言。
除了读书就是寻师访友，我去找我的语文老师吴永湘，吴老师一见面就笑着说：“周元川，你发表了不少小文章啊！”我一愣，连吴老师也看到了。吴老师是我考入初中后的第一位语文教师，有个别的字他不认识，恰巧我却认识，他对我印象很好。他很赏识我的作文，一篇写看了电影《渡江侦察记》的观感的作文，吴老师把它作为范文宣读。一次邂逅考入中央民族学院的张继曾同学，他说遇到我很高兴，在北京看到了我发表的文章。北京怎么能够看到我的文章？原来，中央民族学院订有《大理日报》，远在北国的学子，读家乡的报纸自然是一种乐趣。正是师友的鼓励使我的阅读没有完全中断，算是一件幸事。
为了写作需要有选择的阅读，我想把语文基础知识打深一点。通过报刊搜索有没有哪儿办函授的，正规的找不到，找到一家叫中华函授学校的，办了一个《语文学习讲座》，正合我的脾胃。1962年5月，教育部宣布：中等函授师范教育的试点工作已经完成，北京函授师范学校结束。职教社在上下求“业”的日子里，在所谓两条腿走路方针指引下，创办中华函授学校。中华函授学校采取函授与面授结合而以函授为主，自学与辅导结合而以自学为主，分散学习与集中学习结合而以分散学习为主的方式，帮助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在一年时间内集中学习高中的语文课程。开办中华函授学校，目的是帮助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学习语文。
语文学习讲座自1962年9月创办，1966年6月停办，历时四年，讲课近百次，参加面授和函授的学员三万余人。编辑《语文学习讲座》38辑，出版《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先后发行400万册。 当时在“讲座”讲课和为刊物写过文章的有叶圣陶、冰心、王力、王瑶、王子野、王泗源、老舍、吕叔湘、朱德熙、冯仲芸、赵朴初、赵树理、张健、张志公、张寿康、陈白尘、吴组缃、纪希晨、周振甫、林焘、徐仲华、徐世荣、隋树森、蒋仲仁、楼适夷，高森诸位先生。集数十位教育家、作家、语言学家于一堂，给学员讲课，批改作业，可说是我国语文教学史上的创举。
学习期间我跟共同参加《语文学习讲座》的外省学员建立了联系。至今还记得的一个是山东平度的王某，他会画油画，还寄来了一幅自画像。后来他去了东北，因为在家乡难以维持生计，闯关东去了。他的来信常常描述劳动的艰苦，但总比在家乡好，能混饱肚子。我深切感到国内还有多少人在生存线上挣扎。另外一个是上海奉贤县的陈某。有一天，当时已经到白羊村上门的杨克军，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弄到一本国民党时代出版的讲修养的书，内中收了大作家叶圣陶的一篇文章。那时叶圣陶先生还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我想试一试叶圣陶先生对国民党时代的出版物是怎样看待的，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索要这本书。开个玩笑而已，想不到叶圣陶先生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回了信。
信的内容大意是这样：“元川同志惠鉴：所要图书，不知何处出版，故无以应命，良歉！叶圣陶”。
大师毕竟是大师，字写得好极了。1980年，我在炼洞医院工作，看到报刊上有纪念这位大作家、大教育家的文章，我就这封信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理日报》上，告诉读者，“周元川”这个名字，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的归来。因为1961年报纸上还见得到我的名字，以后就消失了。没过几天，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又播了我写鸡足山的散文《滇西明珠》，广播的威力比报纸大，因为那时城区的高音喇叭，还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禁放，不愿意听也要强迫你听，使我名声大振。
我还读了《中华活叶文选》这套书。 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叶文选》1至5册。父亲是我读这套书的有力支持者，买书的钱都是他给的，他说：“国家不会长此以往的，年轻人中断学习就是中断生命。”他认为这套书适合自学，里面的文章不但要看懂，而且要熟读。可以说，父亲为我设计了一条以书为径的人生路。《中华活叶文选》展历史之长卷，萃精妙之美文，我从那里认识了屈原和楚怀王，认识了司马迁和汉武帝，与先秦诸子对话，与唐宋八大家交友……历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科学家都可与之神交。 千古兴亡多少事，我从悠悠的历史中懂得了自古人生多磨难，“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人给了我智慧，也给了我勇气，增强了我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自强不息的信念。
几千年文明的浓缩，几千年智慧的结晶，五册《中华活叶文选》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字里行间我欣赏到古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潇洒，看到“壮岁旌旗拥万夫”、“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领略到“天生我才必有用”、“乘风破浪会有时”的自信，感受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气，同时也听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春风不染白髭须”之类的叹息。我体验着前人倡导的“澹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修身养性之道。书中的人生是快乐的，能击败现实的苦难。
1979年，我36岁，正值壮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全国选拔中医药人员，我一举金榜题名，取得了中药师技术职称，参加工作就按大学毕业生分配时的工资待遇。1995年我升高级技术职务，需要考医古文，我又轻松过关。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中华活叶文选》和《语文学习讲座》是我陷入迷茫时的精神食粮，在我人生的转折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79年以后，读书虽无限制，但随着命运的改变，忙自己的专业还忙的不亦乐乎，哪有闲工夫去读文学书籍。退休以后，为了消化人生，才按自己的兴趣重新读起狄更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来。我一遍又一遍读《大卫.科波菲尔》，它是我一生的精神导师。我认为狄更斯的艺术成就最高，他编故事的能力使我倾倒，他对人性的关注吸引了我。狄更斯的作品，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给人光明和希望。这种乐观主义、希望之光、人性美丽必定战胜黑暗和邪恶的信念，是他的作品拥有持久魅力的根本原因。
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雨果，《九三年》是他最後一部作品，他酝酿了十年，可谓对大革命的毕生思考。雨果完全否定国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腐败、专制、等级森严、践踏人性的旧时代，但对罗伯斯比尔们以断头台为标志的大革命更深恶痛绝。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但结果却是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也就是更践踏生命、更泯灭人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那个革命大学生就认为，为了“正义”的目标，杀害一个放高利贷老妇是可以的，甚至是正确的，因为杀了那个老妇，可解救很多把商品抵押给她的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革命者跟雨果笔下的罗伯斯比尔们一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群体”的伟大事业，认为“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体”的生命和权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是：目标正确，是否就可杀害无辜。换句话说，可否不择手段地追求一个所谓正义的目标？
托尔斯泰是对男女情感、婚姻家庭有深刻理解的大作家，托尔斯泰是写婚姻家庭的高手，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把男女之情描写得维妙维肖，对小说中的人物在婚姻中的复杂心理更是刻划得极为深刻，他却处理不好自己的婚姻、情感生活。托尔斯泰的新思想，大部份是“社会主义式的”，但他本人却做不到。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若找不到真我。
我们的一生，在不停地告别，告别今天去迎接明天，告别这里又走向那里。告别亲人，却走向陌生。当生命走到尽头，所有短暂的告别变成永远的诀别。那些过往的人和事又在浮现，带着温暖清澈的光芒，引领我们走向终点。
周元川
很多人会说：等有一天我财务自由了，我一定要做我喜欢做的事，例如阅读和写作，研究某种事物。然而，多数人都不会财务自由，所以，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喜欢做的事，莫过于阅读了，回望个人的阅读心灵史，难忘的记忆便涌上心头。
我小小的就喜欢读书，因为家里有许多书籍，都是大哥、二哥读过的小学、中学课本。我常常躲在楼上独自阅读，阅读这些课本成了我的乐趣。一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已经知道鲁迅、茅盾、巴金、蔡元培、徐志摩，识字的量超过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学校墙壁上不时贴出一张落款为“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的布告，诵读之余，屡屡获得村民的赞赏。鲁迅的“门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把文学的描写注进了一个孩子童真的心。一篇题为《爝火》的文章，“看似那般近，又似那般远”，使我沉浸在幻想中。然而对文学爱好的起始，也就是忧患的起始。此后我对文学的爱好虽然没有减弱，但是始终没有正儿八经的跨进文学这道门槛。
我从一所二十余人的村小到几百人的高小学堂，热闹而又新鲜。入学时，参加过地下党的校长对新生进行口试，他问我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姓甚名谁，我一一答对了。无非我平常喜欢看报而已，为了迎合当时学习政治时事的浪潮，校长还把我作为典型，号召全校同学向我学习。开学第一篇作文《我的家庭》，我把土地改革对地主的定义原文照抄，套在我的家庭上，语文老师王涛的家庭成分也是地主，在当时的形势下，人人都要捉自己头上的虱子，我的作文成为范文，对剥削阶级家庭认识得最深刻，受到表扬。从心理分析，我这个人恐怕有一种天生的投机本性。同是一个班的学生，缪怀用同学就说了真话，他的父母苦心经营，一家人生活困难，怎么会被划为地主？缪怀用同学受到王涛老师的严厉批评，上报到校长那里，列入问题学生名单，听候处理。对此事我颇后悔，我太左、太激进，才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吉人自有天相，缪怀用同学在宁夏当解放军军官的哥哥回来了，学校还邀请他作报告，随后缪怀用同学转学他处，此事方才作罢。
我高小时一位同学叫杨洲，杨洲是位奇才，算术考零分，作文有时考100分，他掌握的词语太丰富，老师也倾倒，只好给他满分。他有一本《成语词典》，我比他小五、六岁，把我当成小兄弟，教我一些新鲜词汇。我知道“一日千里”形容速度之快，他告诉我，“一泻千里”才快呢，拉一泡稀屎就跑了一千里，你说哪个快？当然是“一泻千里”快。我怀着羡慕向他学习。学习的结果是滥用词汇，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打击美国人，我用“狼狈”一词来代替“狠狠”，结果被老师用红笔透批了一顿，在全班点名批评。老师讲了，狈是传说中一种与狼相似的野兽，前腿短，后腿长，要趴在狼身上才能行动，比喻互相勾结干坏事。我一时间成了同学们的笑料。这一滥用词汇的事件，深深刺痛了我，从此我对用词造句持谨慎态度，养成了查阅字典、词典的良好习惯，有了纠正别人读错字的本钱。不久，我也弄清楚了，“一泻千里”是形容江河奔流直下，流得又快又远。比喻文笔或乐曲气势奔放，杨洲的解释自然成了一个笑话。
我们村里的杨根长学长，把我视为兄弟，他推荐我阅读《罗通扫北》、《薛刚反唐》，我一点不感兴趣，恶其余胥，我至今也不读这类书籍，什么武侠、神话、演义均受到我的排斥。我的偏激限制了我的知识面，但我终身而不悔。
我初中毕业时，数理化，文史地各门功课均在九十分以上，语文成绩名列全年级三个班第一名。考也白考，1958年的升学考试，连试卷都不批阅。我和大部分成分不好的同学收到一张不录取通知书。我想不通拟投江自杀，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中央教育部长陈述我的要求，只要让我继续读书，干什么都行。在等待部长回信的日子里，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别人看了不要了，半价书；一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这两本书赋予了诸多命题以历史的纵深感，是一次直击心灵的体验，使我走出了自杀的阴影。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人的一生，就是奋斗。与其自杀，不如奋斗被杀，我要顽强地活下去，从此奠定了我奋斗一生的基础。现在回头看，似乎荒唐得无以复加。但是也证明了一个人的思想形成的多元性，一旦你接受了，你就会舍死忘生去奋斗，特别是缺少参照系数的时候。在我个人阅读心态上要首先感谢这两本书。
在第一天的农业劳动中，在冰冷刺骨的荷塘里种莲藕而引发灵感，信手写了一篇报道投到《大理日报》去。当时投稿不贴邮票，对我这样一个一文不名的人，投稿正好是一条路子。扛着锄头来到县文化馆门口，一块黑板上用粉笔写着“盛产莲根的宾川县……”，引起了我的注意，再往下看，那不是我给《大理日报》投去的稿件内容吗？怎么会在这里。去查了一下《大理日报》，证实了就是我写的那篇稿子，接着收到六角钱的稿费。
这篇报道的发表，燃起了我写作的热情。接着再写了几篇，也被采用了，甚至给《云南日报》投去的都被采用了。这时，中央教育部的回信说，已转有关部门（记不起是哪个部门了）处理，要我直接与他们联系。当时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谁会管我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不满足于发表两篇报道，我把小小说一类的东西投了出去，想不到也发表了，第一篇是《父子俩》，描写了张小藻父子原先出工不积极，实行小段包干后，焕发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牛刀小试，我沾沾自喜，不是去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系统地去阅读几本文学名著，而是乱七八糟地写起来，诗歌，散文，小说，不一而足，为了满足自己的发表欲望，甚至东抄抄西抄抄，结果并未见诸铅字。有一天，突发奇想，把《父子俩》一文的剪报寄到《人民日报》，落款是“大理日报供稿”，企图一炮打响。结果可想而知，大理日报来信了，信是这样写的：
“周元川同志：你竟然以我报供稿的名义，向人民日报寄去你的《父子俩》一文，请你今后注意改正。”
由于我的荒唐，挨了当头一棒。这一棒使我稍有清醒，我想我的水平充其量也就是写点新闻报道的水平。
于是我开始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我选定阅读19世纪小说高峰期的代表作。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故事性强，一环套一环，如悬念、包袱、人物间内在关系等，总能达到“无巧不成书”的纯青地步。究其狄更斯本人也不是出生在富豪之家，而是13岁就因家境贫寒而被迫去做童工。童工经历给他提供了宝贵的最初人生体验，使他了解社会底层和人生百态。但如果他一直做苦力工，就没有后来的“作家狄更斯”。他16岁时，做了法院的速记员。正是书中关于速记的描写点化了我，我报名参加了哈尔滨北方速记函授学校的学习，被评为全国优秀学员，取得了哈尔滨市道里区文教科颁发的毕业证书。掌握了速记本领对我很重要，有人形容灵感像手里的沙子，不马上抓住就会从手里流掉。速记把稍纵即逝的想法、灵感等迅速变成文字。中国古人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也是这个道理；看到好东西不马上记下来就等于白看了。我记录了周边发生的事，所谓“社会百态”。
可惜好景不长，因为受到批判和打击戛然而止，几十本手稿和毕业证书也付之一炬。历史总有它自身的逻辑，我并没有灰心丧气，在“秀才学医如笼中捉鸡”的自我戏谑，自我解嘲中，于是转移去啃中医典籍。因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故不予赘言。
除了读书就是寻师访友，我去找我的语文老师吴永湘，吴老师一见面就笑着说：“周元川，你发表了不少小文章啊！”我一愣，连吴老师也看到了。吴老师是我考入初中后的第一位语文教师，有个别的字他不认识，恰巧我却认识，他对我印象很好。他很赏识我的作文，一篇写看了电影《渡江侦察记》的观感的作文，吴老师把它作为范文宣读。一次邂逅考入中央民族学院的张继曾同学，他说遇到我很高兴，在北京看到了我发表的文章。北京怎么能够看到我的文章？原来，中央民族学院订有《大理日报》，远在北国的学子，读家乡的报纸自然是一种乐趣。正是师友的鼓励使我的阅读没有完全中断，算是一件幸事。
为了写作需要有选择的阅读，我想把语文基础知识打深一点。通过报刊搜索有没有哪儿办函授的，正规的找不到，找到一家叫中华函授学校的，办了一个《语文学习讲座》，正合我的脾胃。1962年5月，教育部宣布：中等函授师范教育的试点工作已经完成，北京函授师范学校结束。职教社在上下求“业”的日子里，在所谓两条腿走路方针指引下，创办中华函授学校。中华函授学校采取函授与面授结合而以函授为主，自学与辅导结合而以自学为主，分散学习与集中学习结合而以分散学习为主的方式，帮助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在一年时间内集中学习高中的语文课程。开办中华函授学校，目的是帮助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学习语文。
语文学习讲座自1962年9月创办，1966年6月停办，历时四年，讲课近百次，参加面授和函授的学员三万余人。编辑《语文学习讲座》38辑，出版《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先后发行400万册。 当时在“讲座”讲课和为刊物写过文章的有叶圣陶、冰心、王力、王瑶、王子野、王泗源、老舍、吕叔湘、朱德熙、冯仲芸、赵朴初、赵树理、张健、张志公、张寿康、陈白尘、吴组缃、纪希晨、周振甫、林焘、徐仲华、徐世荣、隋树森、蒋仲仁、楼适夷，高森诸位先生。集数十位教育家、作家、语言学家于一堂，给学员讲课，批改作业，可说是我国语文教学史上的创举。
学习期间我跟共同参加《语文学习讲座》的外省学员建立了联系。至今还记得的一个是山东平度的王某，他会画油画，还寄来了一幅自画像。后来他去了东北，因为在家乡难以维持生计，闯关东去了。他的来信常常描述劳动的艰苦，但总比在家乡好，能混饱肚子。我深切感到国内还有多少人在生存线上挣扎。另外一个是上海奉贤县的陈某。有一天，当时已经到白羊村上门的杨克军，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弄到一本国民党时代出版的讲修养的书，内中收了大作家叶圣陶的一篇文章。那时叶圣陶先生还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我想试一试叶圣陶先生对国民党时代的出版物是怎样看待的，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索要这本书。开个玩笑而已，想不到叶圣陶先生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回了信。
信的内容大意是这样：“元川同志惠鉴：所要图书，不知何处出版，故无以应命，良歉！叶圣陶”。
大师毕竟是大师，字写得好极了。1980年，我在炼洞医院工作，看到报刊上有纪念这位大作家、大教育家的文章，我就这封信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理日报》上，告诉读者，“周元川”这个名字，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的归来。因为1961年报纸上还见得到我的名字，以后就消失了。没过几天，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又播了我写鸡足山的散文《滇西明珠》，广播的威力比报纸大，因为那时城区的高音喇叭，还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禁放，不愿意听也要强迫你听，使我名声大振。
我还读了《中华活叶文选》这套书。 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叶文选》1至5册。父亲是我读这套书的有力支持者，买书的钱都是他给的，他说：“国家不会长此以往的，年轻人中断学习就是中断生命。”他认为这套书适合自学，里面的文章不但要看懂，而且要熟读。可以说，父亲为我设计了一条以书为径的人生路。《中华活叶文选》展历史之长卷，萃精妙之美文，我从那里认识了屈原和楚怀王，认识了司马迁和汉武帝，与先秦诸子对话，与唐宋八大家交友……历代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科学家都可与之神交。 千古兴亡多少事，我从悠悠的历史中懂得了自古人生多磨难，“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人给了我智慧，也给了我勇气，增强了我在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自强不息的信念。
几千年文明的浓缩，几千年智慧的结晶，五册《中华活叶文选》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字里行间我欣赏到古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潇洒，看到“壮岁旌旗拥万夫”、“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领略到“天生我才必有用”、“乘风破浪会有时”的自信，感受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气，同时也听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春风不染白髭须”之类的叹息。我体验着前人倡导的“澹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修身养性之道。书中的人生是快乐的，能击败现实的苦难。
1979年，我36岁，正值壮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全国选拔中医药人员，我一举金榜题名，取得了中药师技术职称，参加工作就按大学毕业生分配时的工资待遇。1995年我升高级技术职务，需要考医古文，我又轻松过关。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中华活叶文选》和《语文学习讲座》是我陷入迷茫时的精神食粮，在我人生的转折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79年以后，读书虽无限制，但随着命运的改变，忙自己的专业还忙的不亦乐乎，哪有闲工夫去读文学书籍。退休以后，为了消化人生，才按自己的兴趣重新读起狄更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来。我一遍又一遍读《大卫.科波菲尔》，它是我一生的精神导师。我认为狄更斯的艺术成就最高，他编故事的能力使我倾倒，他对人性的关注吸引了我。狄更斯的作品，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给人光明和希望。这种乐观主义、希望之光、人性美丽必定战胜黑暗和邪恶的信念，是他的作品拥有持久魅力的根本原因。
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雨果，《九三年》是他最後一部作品，他酝酿了十年，可谓对大革命的毕生思考。雨果完全否定国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腐败、专制、等级森严、践踏人性的旧时代，但对罗伯斯比尔们以断头台为标志的大革命更深恶痛绝。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但结果却是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也就是更践踏生命、更泯灭人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那个革命大学生就认为，为了“正义”的目标，杀害一个放高利贷老妇是可以的，甚至是正确的，因为杀了那个老妇，可解救很多把商品抵押给她的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革命者跟雨果笔下的罗伯斯比尔们一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群体”的伟大事业，认为“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体”的生命和权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是：目标正确，是否就可杀害无辜。换句话说，可否不择手段地追求一个所谓正义的目标？
托尔斯泰是对男女情感、婚姻家庭有深刻理解的大作家，托尔斯泰是写婚姻家庭的高手，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把男女之情描写得维妙维肖，对小说中的人物在婚姻中的复杂心理更是刻划得极为深刻，他却处理不好自己的婚姻、情感生活。托尔斯泰的新思想，大部份是“社会主义式的”，但他本人却做不到。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若找不到真我。
我们的一生，在不停地告别，告别今天去迎接明天，告别这里又走向那里。告别亲人，却走向陌生。当生命走到尽头，所有短暂的告别变成永远的诀别。那些过往的人和事又在浮现，带着温暖清澈的光芒，引领我们走向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