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句是汉语最短小的诗体。在今天的理解中，绝句在短短四句中，就要营造一个完整的意境，是很需要技巧的。

从汉代开始，乐府里一直有四句的小短歌，确实是在四句之间就能说明白一件事。后来的唐诗中，也不乏四句的名篇。但是今天的我，看到四句的唐诗，特别是四句的初盛唐诗，却经常不敢直接管它们叫“绝句”，更不敢高谈阔论它们的结构如何精巧。

因为，我老觉得这些诗不一定是完整版。

请先搁置我的这些奇谈怪论，我们一起来重新欣赏一首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诗 ——骆宾王的《鹅》：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我们今天觉得这首诗很好玩。一个是音节好玩，开头这里怎么是“鹅鹅鹅”，好像是那种说不利索话的小孩子，看见大鹅了，着急了，指着那鹅说：“鹅！鹅！鹅！”一个是色彩好玩，“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个颜色对比，特别适合画成儿童画。还有一个原因，是据说骆宾王写这首诗的时候才七岁，可以鼓励小朋友好好学习 ——最后这个原因，小朋友是无论如何不会觉得好玩的。

今天的我重新来看这首诗，首先注意到，后面的这两句，是一组非常工整的对仗句。这两句的写法，体现出齐梁体的很多特点。首先是非常华丽，虽然写的就是一个鹅，但是色彩设置上非常鲜艳，大红大绿的，这是一种齐梁式的审美。齐梁的审美，很多时候跟小孩子的审美是一样的，越鲜艳越好。其次是特别注重形象。齐梁体非常重视写事物的形象，很多时候甚至都忘了表情达意了，但一定要把一个形象“拍”给你。我们看这里，很明显写的是鹅的形象。

这两句的句子结构，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六朝五言诗的句子结构。我们今天一般管它叫“二一二”句式。最典型的“二一二”，就是用一个两个字的名词做主语，一个字的动词做谓语，再用一个两个字的名词做宾语。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笨的句法，方方正正的，好像大象走路一样，一步一步的，很扎实。这种句式的好处是非常过瘾，就好像吃大块肉一样，料很足，尤其是特别适合表现形象。缺点是如果几个“二一二”连在一起用的话，缺少变化，会让人觉得压抑。唐人管“二一二”连用叫“长撷腰”，视为一种诗病。多用“二一二”句式，是初学者容易犯的一种毛病，也是六朝人容易犯的一种毛病。

初唐的诗，还是齐梁体，这是一种自然的继承。可以想象，像魏徵他们那代人，在唐朝建立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他们的诗学早就定型了，跟南北朝晚期的诗不会有太大差别。不过，初唐跟初唐也不一样，因为初唐有一百多年，前后有四五代人都可以叫“初唐人 ”。像骆宾王，就是唐朝的第 三代人中比较年长的，类比当今的话，就相当于 70后。他是完全在唐朝成长起来的，所以他跟魏徵那代人必然有很多不同。

不过，之前的两代人，都不曾创造出一种属于唐朝的诗风，骆宾王小的时候，应该还是会老老实实地学写齐梁体。等他长大了，将由他这代人为唐诗开创出很多新变。

骆宾王能写出“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也是跟齐梁体的底子分不开的。

不过，骆宾王七岁的时候，就把齐梁体写得这么好了吗？他真的在大喊“鹅鹅鹅”的时候，就能一开口念出这么漂亮的对仗句吗？而且，这首诗写的还是很日常的鹅。这倒也不奇怪，齐梁时代也已经发展出了写日常生活的诗。典型的齐梁体虽然是写宫廷的富贵生活，但是天天金的玉的，很容易就写腻了，所以齐梁诗人也会把眼光投向日常，写写像鹅这样的家禽。不过，一般是写诗很熟练的老头子会这么干。

我们老觉得，小朋友写作文，应该从身边的事写起。其实，写身边的事是非常难的，要很熟练的笔才能写。我们现在一来就让小朋友写“我的爸爸”，以为好写，其实，“我的爸爸”是最难写的，要老头子才能写“回忆我的父亲”。小朋友不应该写“我的爸爸”，小朋友应该写“大闹天宫”。小朋友写东西，就喜欢写现实生活中没有的，特别热闹，特别贵的东西，也就是浪漫主义题材。在我看来，“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不像小朋友能有的观察，倒像老头子的游戏笔墨。

包括前面的“曲项向天歌”五个字，也非常老练，看起来非常有写作经验。

再说，鹅这种家禽，虽然日常，在中古的时候却也不失为一个风雅的文化符号，因为王羲之就喜欢鹅。王羲之喜欢鹅，是一种风雅，那么后来的人吟咏鹅，也会是一种风雅。知道追步这种风雅的人，也不大像是七岁的孩子。

那么，到底是谁最早说的，这首诗是骆宾王七岁时候写的呢？是康熙年间编定《全唐诗》的曹寅。清朝的人，要怎么才能知道初唐的一首诗是作者几岁写的呢？

《全唐诗》是不注明出处的，不知道编者是从哪知道这个信息的。或许，编者是从欧阳修的《新唐书》获得的灵感。《新唐书》里提到，骆宾王七岁就会作诗。但是，骆宾王七岁时候作的诗，就是这首《咏鹅》吗？并不一定。

再说，宋朝的欧阳修，又怎么知道初唐的骆宾王几岁会作诗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唐朝人的故事，其实最早都是宋朝人说的。宋朝人说的是不是真的呢？反正比我们说的真，但并不保证是真的，不保证没有掺进去宋朝人的理解和想象。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人轶事，其实都是透过了宋朝人的滤镜的。宋朝的时候，书比唐朝便宜了，文化下移，读书的人相对多了；读得起书的孩子也就多了，神童也就比以前多了；神童的故事讲多了，就形成了某种套路了。像“七岁咏某某”，很像是一种民间传说的固定说法。杜甫说自己七岁咏过凤凰，那首诗也没有留下来。然后后世又冒出来一个骆宾王七岁咏鹅的说法，这也太巧了吧。

后来神童“通货膨胀”，闹到什么都非得是七岁咏出来的才厉害。其实，这样一首诗，就算是老头子写的，也很厉害。

这首诗在形式上，还有一点奇怪。我说这首诗是齐梁体，那么标准的齐梁体，应该都是五言，但是这首诗第一句，来了个“鹅鹅鹅”。这个“鹅鹅鹅”，不是真的小朋友说不利索话，而是歌行体的一种句式，表示一种呼唤，也是歌行体节奏自由的一种表现。我们说歌行，一般是指七言的那种，但是实际上，汉朝的歌行是五言的，这种五言的歌行，到李白那个时候还在写，再往后就少了。

不过，要说这首诗是歌行，这也太短了。

我们再看，这首所谓的“绝句”，是用对仗句收尾的。这种情况相对比较少，因为用对仗句收尾，操作上难度很大，容易收不住。可是我们发现，初唐的绝句，用对仗结尾还是挺常见的。这是为什么呢？是说初唐的人本事格外大吗？

你有没有想过，有这样的可能：你看见的唐诗，是假的唐诗？我的意思是，你看见的唐诗，不是作者写出来的原貌。

骆宾王的时代，还是手抄本的时代，那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广泛应用，书还是手抄的，而且是抄在卷子上。所以说，唐诗的每一个字流传下来，代价都是高昂的。代价高昂，就意味着，能不抄就不抄，抄一首诗不一定要抄全，稍微可抄可不抄的，就不抄了。一首诗很可能只把最好的那两句抄下来，不用把整首诗都抄下来。

唐宋时期有很多类书，我们今天看到的唐诗，很多都是类书保留下来的。

这种类书引诗，往往不是引全的，而是只引那最有用的两句，还会偏向于引对仗句。

这样，一首很长的诗，可能只被类书引用了四句。后来这整首诗丢了，我们就会以为类书里引的那四句就是全诗。又因为类书喜欢引对仗句，所以引的这四句大概率是用对仗结尾的。如果你看见一首诗，特别是一首初唐诗，是用对仗句结尾的，要想到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结尾不是真正的结尾。也许，骆宾王这首《鹅》，是一首比较长的歌行。一开始是一个三言句，后面是几个五言句，再往后还有呢，也可能全是五言，也可能还有七言。对仗的这两句，只是它的第三句和第四句，并不是它的结尾。只是某个类书，或者某个唐人轶事的笔记，就截了这四句，就截到这儿了。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短的一首诗，还要拿个“鹅鹅鹅”起头，摆出一个大歌行的阵势来。

骆宾王学齐梁，已经没有那么老实了。他不像前两代人，只会摁着五言写，他已经能写好多七言歌行了，一写就写好长。对他这代人来说，写歌行就是一种复古行为，把爸爸和爷爷都不会的传统艺能重新捡起来。如果《鹅》真的是一首歌行的话，那这应该是他的一首复古的作品。只不过，因为他从小学的就是齐梁的那一套，所以还会带出来一点齐梁的句法。

总之，不能因为这首诗有童趣，就认定它是作者七岁时候写的；也不能因为这首诗现在只有四句，就认定作者写它的时候就只有四句。这种时候，虽然我们没有证据，不能写论文说，这首诗是不全的，但是至少，你在写论文的时候，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不要说这两句就一定是这首诗的结尾，不要拿着这首诗说，绝句的艺术怎样怎样，因为作者写的时候，不一定是按绝句写的。

我并没有说，这首诗一定不是绝句，一定不是少作，只是觉得，这里面还有疑点。

那么，我说了这么多，完全都是臆想吗？有没有例子证明，唐代确实有类似的情况呢？有的。

比如，《全唐诗》收了刘长卿的一首“古体五绝”，题为《听弹琴》：

泠泠七丝上，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看起来，非常的神完气足，又留有无限的遐想空间，简约而高古，言有尽而意无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然而，《全唐诗》转头又收了刘长卿的一首五言古诗，《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 ·幽琴》：

月色满轩白，琴声宜夜阑。

飗飗青丝上，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向君投此曲，所贵知音难。

可以看到，中间的四句，跟刚才那首《听弹琴》大同小异，只有“飗飗”和“泠泠”的区别。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刘长卿太喜欢这四句了，拿绝句写了一遍，又拿八句的五古写了一遍？应该不会。

或者，有没有可能，有好事者在五绝版的基础上，加头加尾，伪造了一首五古？也不太可能。因为八句版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指名道姓地说了诗是送给谁的，而且还是组诗中的一首，另外七首也都还在，前面的头、后面的尾，也都衔接得很合理。

更大的可能是，有一位抄书人，在这一组八首诗里，只喜欢这一首；在这一首里，又只喜欢中间四句，然后就抄下来了；因为题目毫无诗意，太长太麻烦，所以也没有把题目抄下来。后人看见他抄的这四句，以为这是一首独立的诗，也不知道前因后果，就擅自给取了个“听弹琴”的题目。

不得不说，精简后的四句版，确实比原来的八句版更有古体诗的韵味，拥有了独立的艺术生命。但如果你拿着四句版大谈特谈，古人的留白艺术有多么高妙，刘长卿也是禁不住你夸的。因为在刘长卿写的时候，“今人多不弹”明明并不是结尾。诚然，“今人多不弹”做结尾更好，但是很可能，刘长卿只想拿这句当一个过渡，甚至不觉得这里出彩。

还有一个更有名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某些对结的“绝句”是怎么来的。

宋人计有功编纂的《唐诗纪事》里说，盛唐诗人祖咏在参加科举考试时，拿到的诗题是《终南山望馀雪》，他写了四句就交卷了：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考官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祖咏高冷地说了两个字：“意尽。”想说的意思说完了，不用再往下写了。

仅就这四句而言，“意尽”的评价是很恰当的。短短二十字，不仅意境全出，而且很好地诠释了题目。第一联散句，点破地点“终南”、动作“望”。并进一步诠释：“终南”的样子是“阴岭秀”，靠近长安的北坡，山势秀美；而从远“望”的视角来看，可以看到高高的山顶上残留着积雪，覆盖着积雪的山顶，高出浮云之上。因为是远望，才能看得这么全。在写山高的同时，把题目中的“雪”也带了出来。第二联对仗。出句写山林的情况，晴空下皑皑的积雪，让寒气中的终南山显得格外明亮。对句写长安城中的情况，终南山的雪色，好像让长安城的傍晚都变冷了。这是写终南山离长安很近，点出终南山的特点，而且是就着“雪”来说的。终南山近到这种程度，连终南山上的雪都可以让长安变得更冷，这个角度是很新的。这一联很好地写出了，终南山既有山林的疏野，又不远离都市的繁华，确实把终南山的清高与华贵都写尽了。

顺便说一个小问题，《唐诗纪事》记载的这个题目是错的，“馀雪”应该是“残雪”。唐代的试律诗，需要从题目里选一个字做韵脚，“终南山望馀雪”六个字里，没有这首诗的韵脚，如果有个“残”字，就是这首诗的韵脚了。清人宋宗元在《网师园唐诗笺》里，说这首诗“写‘残’字高浑”，意思是这四句把题目中的“残”字写得很好，说明宋宗元看到的版本是“残雪”，这个版本应该是对的。

按照唐代试律诗的要求，考生应该写一首排律，最好是十二句。如果按《唐诗纪事》的说法，祖咏写了四句就交了，这也太狂了。如果死抠今天的文体定义，祖咏甚至写的文体都不对，人家让你写排律，你竟然写的是绝句。

实际上，我们仔细看看就知道，这四句，是一首排律开头的四句。祖咏至少在下笔的时候，是在写一首排律，并没有决定要写一首绝句。如果祖咏真有那么狂的话，他可能是写完“城中增暮寒”之后，觉得自己写得太好了，特别是把题中应有之义说尽了，所以决定这首排律到此为止，有两韵就足够了。那么所谓的“绝句”，其实是一首超短的排律。

但我觉得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祖咏跟我们一样，是不那么狂的普通人。他其实是老老实实地写完了一首排律，因为前四句写得太好，被大家传阅。可能后面的句子不像前四句那么精彩，而前四句又恰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也完美地解释了题目，所以，大家都倾向于只抄录、背诵前四句。没过多久，这首排律就只剩下前四句了。当有不明真相的遥远受众问起“这首诗为什么只有四句”的时候，就有人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也就是说，有些对结的四句诗，可能是排律被岁月剥蚀后遗留下来的残迹。你可以相信这是全诗中最优秀的四句，是可以独立行世的四句，但作者当初真的没有“我要写一首绝句”的意思。称对结的四句诗为“绝句”，需要谨慎。

唐诗名篇中，对结的“绝句”还是不少的。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设定，我们再去看这些诗，可能感受就不同了。

这也提示我们，“意尽”二字，是写诗应该追求的境界。一首诗如果四句就“意尽”了，就不必硬撑着再写下去，再多写，也都是浪费，大家记住的还是那四句。我们写绝句，只需要追求意境上的圆满，不一定刻意追求语气上的结束感。只要把好句子写出来就够了，如果觉得没写完，我们可以假装这是从一首长诗里掉落出来的，而不需要真的凑出一首长诗来。这样的不完美感，或许恰恰是绝句的艺术魅力所在，也就是一直以来常说的“留白”了。